“王念卖驼契”书法艺术风格及历史问题探析

摘 要：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文书，其中“王念卖驼契”又称“王念卖驼券”是前凉时期文契，这些文契的存在和其与中原书风的类似之处，也反映了古代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往来，侧面印证了新疆自古为中华的一部分。从艺术角度来看，其被当代学者称为吐鲁番文书中的极品，其轻松自然的书法风格，灵动刚健的用笔赋予此文物极高的书法价值、艺术价值。探寻其书风对研究吐鲁番地区书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念卖驼契、阿斯塔那、书法艺术风格、文化交流

一、“王念卖驼契”历史背景及出土情况概述

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简牍，文书等遗迹能够得到良好的保存，加之黄文弼、斯坦因、格伦威得尔等一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对吐鲁番地区的考察，让淹没在滚滚黄沙之下的历史文物重现天日，同时掀起了国内国外学者对中国新疆地区书法遗存的研究热潮，新疆出土的书法资料具有体量大、书写自然、书体丰富等特点。其中以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最为引人注目，“王念卖驼契”作为吐鲁番文书中最为璀璨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其书法风格一方面代表了西域地区平民书法的风格面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西域地区书法发展脉络与中原地区具有极大程度的类似性。这与古代新疆为中国的一部分和新疆与内地的密切交流有关。但依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对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文书研究较少，多停留在考古发现的层面上，因此，研究吐鲁番文书，研究阿斯塔那文书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西晋灭亡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据局面。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拥兵自立，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为止，百余年间,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族统治者，先后建立过二十多个政权，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和夏等十六国，史称“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一般又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分前、后两期。其中除氐族前秦政权在淝水之战前，曾短期统一北方外，各族割据政权连年混战，争城夺地，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10]（P241-242）

这一时期，虽然西域地区政治不稳定，时有冲突，但“十六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依旧十分密切。即便是政权归属也与内地其他区域一样，归于中央管辖。

1.“王念卖驼契”年号考

依据宋人龚颖《运历图》所载：“前凉张寔改元永安，张茂改元永元，张重华改元永乐，张祚改元和平，张天锡改元太清，张大予改元凤凰。”[9]（P924）由此观之，升平年号的出现是不合理的。王念卖驼契作为出土文物，其断代在出土之时已经得到考据，那么只能说明在当时的前凉，升平年号已经盛行。

建兴至升平时期前凉为张玄靓和张天锡先后主政（公元355-376年），此时前凉经历张祚称帝、张瓘诛诈等一系列的政治、军事上的动乱，加之西晋的灭亡，东晋对西域地区基本失去管理能力，前凉已经改变了晋臣的身份。但在张玄靓继位当年，为了稳定政权，选择派遣使臣与东晋联系。根据《晋书·穆帝记》载为“遣使来降”，东晋直到升平五年（公园361年）年为张玄靓加官进爵，在《晋书·张轨附玄孙玄靓传》记载张天锡传掌朝政，“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 

在前凉民间，由于商贸往来依旧保持着与东晋的联系，加之西晋已经不再具有号召力，改奉东晋年号由来已久。《张玄靓传》记载：“有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4]（P278-280）此事件对前凉政权触动甚大，以至于前凉为了顺应民意，不得不改用东晋年号。这样看来，《运历图》应存在错误，宋人龚颖距前凉已过六七百年，龚颖的记载有所出入也属正常。由上可得，前凉地区的人民对中华具有极强的民族归属感，即便是在时局动荡的战乱时期，人民依然认为是华夏的一部分。这样的意识甚至影响到当地管理者的决策，可谓是民心所向，直至张天锡继位，民间和官方也都沿用前凉年号的纪年。

2.“王念卖驼契”情况概述                   

1965 年冬在盆地中的火焰山南麓，阿斯塔那古                                                           墓区里的TAM39墓里，出土了一件“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这件卖驼契，是我国迄今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一件纸质买卖行书文契。文契高23.8厘米，宽8.3厘米。纸色浅黄，用麻类植物捣制成。纤维交织不够紧密，厚薄不甚均匀，为我国早期的纸。文契记录了在公元367年的“物物交易”今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如图一）[10]（P241-242）                                                                                             现将文契录文标点，注解如后(如图2)                

（图1）[7]（P247）                              图2[8]（P5）

二、“王念卖驼契”风格概述

东晋书法，高标独蹈，凌轹百代，如阳春白雪，可谓书法高峰。世好之名千百年来受人追捧。但要想真正一窥晋人书迹，必须走下王谢高堂。在文化艺术百花齐放的今天，西域书法如散落沙盘的珠砾，熠熠生辉。

1. 用笔率意轻松

细察用笔，多露锋直入，笔画中段多随势起伏，不作过多提按动作，收笔处多用回锋圆收。露锋入笔和随势行笔增加了线条的直率之意，回锋圆收则是对连贯书写的表现，增加了书写速度的同时，也加强了字与字之间的联系，无形中增加了行气的表现，气韵生动，血脉相连。少数笔画同样带有隶意，如“以”“念”“人”等字，虽然并未直接出锋，但仍具备波磔体式，同时横画的圆钝型笔法也是继承了俗写隶体的笔意。这种风格被称为在新疆地区出土的简牍、残纸、文书中十分常见，如在新疆吐鲁番安乐城遗址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书法墨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以及远隔千里之外的湖南郴州西晋简有同样类似的笔法。（如图3，表1）

（图3）[3](28-29)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部分）（《王念卖驼契》）   （《郴州西晋简》） 从左至右

表1

通过对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书法墨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王念卖驼契”、“郴州西晋简”三者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虽然风格上有所差异，但在一些形态特征明显的笔画上总有雷同之处。

以《郴州西晋简》为参照，“郴州西晋简”为西晋惠帝永平元年 (291年) 至西晋怀帝永嘉元年 (307年) 之间书写而成，“王念卖驼契”为升平十一年（367年）书写，时间跨度六十多年，地理跨度3000多公里，二者一个为下层官吏书写，一个为民间书迹，“郴州西晋简”对六十年后的“王念卖驼契”直接影响甚微。由此观之，书法的南北发展具有一致性，虽然风格面貌和发展程度有所区别，但总的方向保持一致，这表明南北文化持续交融，南北各地文化乃至书写的流布互通从未中断。

2.字形结构灵活生动

细察“王念卖驼契”字形结构，可以总结为“方圆并用”，从“四”、“月”“兹”、“驼”、“卖”等字，明显能够看到屈曲回环，饱满外拓的圆形结构（如图5）。这与颜体书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营造出神完气足的、筋骨开张的意境。同时笔者在书写时将弧形线条处理的较为纤细，且收笔处明显变细，与饱满的捺画形成对比，使得结构疏密得当。从单字的取势来看，纵横捭阖，如“十”、“以”、“右”、“各”等字，取横式开张，“年”、“卖”、“朱”、“还”、“了”等字，取纵向舒展之势。整体观之，活泼生动，各具姿态。（如表5）

四     月     兹       驼     卖

图4

   表2

部分来看，“王念卖驼契”每行都有部分字做俯仰变化，如首行“四”、“兹”、“驼”字做右斜变化，“以”做左斜变化;第二行“越”做右斜变化，“不”、“移左来（字组）”做左斜变化;第三行“右”、“各”、“者”做右斜变化，;第四行“时”、“人”、“樽”、“书”做右斜变化，“供”、“显”、“伯”做左斜变化。整张来看字形的俯仰变化直接    

图5

影响章法的表现，使得整篇作品气韵贯通。（如图6）                           

3.章法墨色天真自然

“王念卖驼契”虽只有四行，但整篇章法天真自然，草情隶意，一派生机，实属平民书迹中的妙品。章法随势而就，布局左右避让，有疏有密，气韵通畅；从整体来看，虽文契右半部分存在留空，但文契左部外轮廓依旧随纸张外形作起伏之态，可以看出并不是由于纸张面积缺乏造成的章法布局，合理的解释就是随势而就。在此文契中采用的文书首行前留出大空间，而末尾则密集排列，这种排列营造出的疏密对比虽是书者的无意却增    加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4.文化的交流

西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书体变化最重要的阶段。东汉是隶书发展的成熟时期。东汉以后隶书为了适应书写的方便，向两个方面发展简化，一是减少字的构造部件，省去“波”“挑”;一是将字的横折弯勾随笔势的圆转而趋于草化。前者逐渐演化成为楷书，后者逐渐变化形成今草。这件文契，上述两方面的变化都比较显著。它不是章草，章草是东汉章帝时兴起的一种草体字，这种字体没有摆脱隶书，草字不相连接；它又不是楷书，楷书写法严谨工整；更不是今草，今草流利轻快，一气呵成；而是介于上述各者之间的一种圆润秀劲的行书。这种行书出现于民间买卖文契，可以推知在当时是比较通行的。

这种行书的出现，一方面是汉字书写发展的必经阶段，一方面也是西域书法受到中原书风影响的佐证。据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说：“行书者，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唐代张怀瓘同时在他的《宜和书诱叙记》中说：“真几(迈)于拘，草几(迈)于放，介于西间者纡书有焉。”在卫恒在《四体书势》里也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具学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于世。”由此可知，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已经有行书的出现了，这远远早于“王念卖驼契”的“十六国时期”近百年。但是两地不断的文化融合也带来西域地区书法的蓬勃发展，“王念卖驼契”的出现便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

结论

自两汉时期起，西域就开始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中原地区文化不断对其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带来了一个与中原地区同根同源但又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新疆地区气候干燥，保存下了一大批魏晋时期的残纸文书，虽多是民间书法，但往往在民间书法中我们才能看到书法最本真的样子。

“王念卖驼契”作为吐鲁番文书中典型的代表，同时也是书体转换时期关键的见证，其历史地位无可撼动。从其艺术价值上来看，其书出无意于佳的气息、灵动轻快的用笔、随势而就的结体、可谓是吐鲁番文书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晓光著. 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M].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 20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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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素著. 高昌史稿 交通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278-281.

[5]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伊犁研究 文化篇[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154.

[6] 仲嘉亮著. 瀚海拾墨 西域古代汉文字书法浅探[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85-86.

[7]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 中国法书全集 第2卷 魏晋南北朝[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247,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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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冬龄主编. 中国书法名作大典[M].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 1998.924.

[10] 侯灿著. 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M].上海：中西书局, 2019.241-242. 

1、刘豫鑫（1996.10——），男，汉族，籍贯：河南许昌人，新疆艺术学院书法学院，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书法），研究方向：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