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理论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为例

一、背景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引起媒介环境甚至是社会生态的巨大变革，新闻传播正在由职业活动演变成一种公共生活。从流媒体视频到社交媒体直播，从虚拟现实到增强现实，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方式，还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的参与体验。受众参与理论（Audience Participation Theory）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受众不再是单向接受信息的被动对象，而是积极参与制作、分享和扩散媒体内容，社交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平台的兴起使受众在媒体生态系统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观众现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种设备观看、分享、评论和参与新闻内容，媒体已经不再是单向的传递工具，而是一个互动的生态系统。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不安全的时代，在齐格蒙特·鲍曼（Bauman）所言的“液态流动的（liquid）社会”现实语境中，一切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职业边界日趋模糊和“公共新闻”的强势崛起，社会大众能够直接进入新闻生产过程，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传播的门槛不断降低，新闻创作自由随性，新闻主体的个人视角与专业背景的差异衍生出良莠不齐的新闻内容，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随意性、主观性悄然改变着媒介生态，社交媒体、平台媒体的崛起冲击了媒介权力场域，传统媒体、传统新闻报道的公信力、说服力、舆论引导力陡然下降，主导权与话语权受到严重威胁。

在“数字新闻”不断演变并挤占传统新闻生存空间的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者的主体范围无限扩大，多年前就被用于新闻写作的“机器人”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公共新闻”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以Chatgpt等为例的人工智能被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与职业新闻人共同参与到新闻的采集、编辑、分发、传播中，在各个节点都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彻底改变了新闻传播的路径、格局和模式，职业新闻机构无法再次垄断新闻的采集权、发布权、诠释权，职业新闻人陷入到深刻的身份危机、职业危机之中。人工智能在数字新闻实践中的能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追赶甚至超越职业新闻人，传统媒体人的“身份认同感”逐渐褪去。面对技术的升温发酵，传统媒体带给新闻人的满足感也在降低，于是，数字新闻面临的是众多媒体精英的无奈“离场”，是在自媒体的蓬勃生机面前对自我的深度怀疑。由此，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于数字新闻研究中，考察“数字新闻”网络生产主体、新闻内容、传播渠道等多层次的延伸，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二、“数字新闻”定义

“数字新闻”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新闻业的重要分支，指的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通过数字平台选取、解读、编辑、发布新闻信息的社会活动”，也可以被定义为“由数字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培育的，兼有网络化、行动性和情感化特征的一种新型公共信息关系”（常江、田浩，2021）；《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期刊将“数字新闻研究”定义为：“意在批判性地探索、记录、说明数字化与新闻、传承与变化的交互关系，努力聚焦、概念化、理论化由上述交互关系给数字新闻持续带来的矛盾、建构、力量失衡和争论”（Eldridgeetal.，2019）。

在国外，不同学者对“数字新闻”有着不同的内涵解释。比如Waisbord从实践层面出发，认为“数字新闻”是“新闻和信息的网络化生产、传播和消费”（Waisbord Silvio，2019）；Duffy等从学术层面出发，认为“数字新闻”是以数字化形式体现哲学、规范、惯例、价值和态度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式（Duffy Andrew&Ang Peng Hwa，2019）；Burgess等从社会层面出发，认为“数字新闻”是通过采访、报道、文本生产和辅助沟通来反映、回应、影响数字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文化、经济逻辑的新闻活动（Burgess Jean&Hurcombe Edward，2019）；Perreault等认为“数字新闻”具有使用新技术、快速及时、贴近受众的特性（Perreault Gregory P.&Ferrucci Patrick，2020）。而在中文语境下“数字新闻”中的“数字”主要涉及新闻传播手段和平台，带有明显的技术特性，在具体实践中呈现为数据新闻、AR/VR新闻、智能媒体新闻、移动媒体新闻、融合新闻等形式，具体业务涉及新闻生产、采集、发布、互动等各个领域，尤以“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为主要研究话题，陈昌凤等认为“数据新闻”是内容量化了的报道，是用数据作为表述形式的新闻（仇筠茜、陈昌凤，2013），“数据新闻”中“数据”包括文本、图片、音视频、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可视化、互动性、数字叙事是“数据新闻”的核心特征。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

“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联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或“转译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最初产生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等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随后发展为一种理解复杂社会的分析方法和阐释多元主体关系的理论框架，被应用到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领域中（姜红、鲁曼，2017）。ANT理论以行动者（agency）、转译（translation）和网络（network）三个概念为核心，强调过程造就结果。该理论认为，“行动者”不只包括人，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同时，该理论还认为“行动者”具有能动性，社会是诸多“行动者”所构成的联结网络（戴宇辰，2019）；“转译”，即“行动者”把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王佃利、付冷冷2021），该过程需要通过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利害关系化（interessement）、招募（enro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四个阶段实现（肖鳕桐、方洁，2020）；“网络”是描述“行动者”之间联结协作过程的有效工具，它既不是单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也不是格兰诺维特所言的对人类行动者之间非正式联结的表征性社会网络，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王佃利、付冷冷，2021）。总之，行动者网络的研究焦点在于“技术的社会形塑”，关注点在于科技物本身如何建构社会联结。

四、研究现状

（一）“数字新闻”研究

1. 国内“数字新闻”研究

在中国知网平台以“数字新闻”为关键词检索中文文献，可以得到以上统计图表。通过对这987篇中文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数字新闻”的研究集中于实践层面，重点关注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探讨和新闻生产全过程在技术赋能条件下的创新研究，其中尤以“数据新闻”为重点研究对象。比如，张超等聚焦数字新闻生产，指出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新闻”呈现出“算法转向”，而这不仅与技术有关，更是一种新闻生产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大变革（张超、钟新，2017）；常江通过对来自3个国家的84位一线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资料的解读，归纳出“数字新闻”在日常新闻实践中的意义和在“技术在新闻业态中日趋扮演生态性角色、数字新闻从业者的技工化、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的成型、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成为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四个方面对传统新闻学的继承性突破（常江，2020）；李喜根等运用LDA模型对国内外数字新闻研究文献进行详细梳理，阐释数字新闻的内涵和研究态势，探索了我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李喜根、张静、张霁雯，2021）；田浩等以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为核心，深入剖析情感对新闻生产、新闻文本和受众参与等领域的介入过程（凯伦·沃尔-乔根森、田浩，2021），认为“数字新闻接受是一种通过情感唤醒、情感表达和情感规制三个彼此交错、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实现的介入性、建设性的新闻实践”（田浩，2021）；徐笛等则以“网络化”为核心逻辑，通过挖掘澎湃新闻湃客频道、郑州暴雨救命文档和丁香医生的协同网络生产实践，总结当下中国情境中数字新闻生产的协同网络的三种类型：媒体主导型、节点状动态协同网络、共享社区型协同网络（徐笛、许芯蕾、陈铭，2022）；常江等从平台内容生产面板、信息流通渠道以及商业化数据面板三个模块检视了平台逻辑对数字新闻业的影响（常江、狄丰琳，2022）；何天平通过对数字技术介入并影响新闻叙事的整体描摹，指出数字新闻塑造了操作化真实、公共情感、参与式诠释三种叙事话语，呈现出模型化、共情式、协商性三大叙事文化特征（何天平，2023）。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技术与社会变革带来的媒体转型与新闻工作方式变化（何瑛、胡翼青，2017；王侠，2019）、数字新闻在智能媒体时代的生产转向与价值重塑（崔文波、范以锦，2021）、创新形式对受众接受新闻的影响（朱述超、万洪珍，2015）、数字时代的媒体融合（陆晔、周睿鸣，2018）、数字新闻可视化生产的权力特质、偏倚问题、核查框架与共治路径（申琦、赵鹿鸣，2022）等。

实际上，“数字新闻”的概念内涵尚不明确，多数情况下数字技术仅仅被视为新闻生产的“加持”，因此更多学者关注的是一种数字新闻的具体呈现形式——“数据新闻”。在中国知网平台以“数据新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以上统计图表，不难看出，其数量远超“数字新闻”。国内有关“数据新闻”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十分广泛，但更多集中于对数据新闻的个案研究和实践探讨。比如章戈浩等人关注了数据时代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章戈浩，2013；文卫华、李冰，2013）；郑蔚雯聚焦《卫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三大外媒报纸的可视化数据新闻团队建设（郑蔚雯、姜青青，2013）；陈昌凤关注华盛顿邮报的地图新闻（陈昌凤，2013）；在此基础上周善以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网站数据新闻栏目为例分析目前数据新闻的现状及不足（周善，2014）；方洁等基于对新华网《数据新闻》、搜狐网《数字之道》、网易《数读》、财新《数字说》和澎湃新闻的《美数课》五个国内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考察了数据新闻的运行逻辑（方洁、高璐，2015）；战迪基于对新浪网和新华网可视化报道的对比分析了我国新闻可视化产品的类型和表现形态，以及新闻可视化文本在叙事维度上的缺陷（战迪，2018）；王怡溪则重点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数据可视化报道，以此管窥数据新闻体现的新闻透明性与人文关怀（王怡溪、许向东，2020）；陈梦亭对浙江省11家县级融媒体的数据新闻产品进行了调查，对数据新闻如何赋能县级融媒体发展提供有效借鉴（陈梦亭，2023）。

但除此之外也有对于数据新闻的本质特性、发展现状、独特优势、专业效能等的宏观探讨。比如刘义昆对比了国内外“数据新闻”的发展状况，分析其在呈现方式、生产流程和生产理念等方面对新闻生产的巨大影响以及存在的局限性（刘义昆，2014）；钱进等将数据新闻放置到其产生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考察（钱进、周俊，2015）；方洁等通过对媒体人的访谈勾勒数据新闻本土化的生态图景并反思数据新闻引发的媒体价值与理念变革（方洁、胡杨、范迪，2016）；刘涛强调要将人文故事整合到数据新闻的视觉叙事体系中、重构数据新闻的人文向度（刘涛，2019）；范红霞等站在更加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注到了“数据新闻”从“讲故事”到“可视化”的叙事范式转换以及其背后彰显的传播思维和认知价值的转换（范红霞、孙金波、赵玥，2023）。

2. 国外“数字新闻”研究

在中国知网平台以“Digital Journalism”为关键词检索外文文献，可以得到以上统计图表。在国外，“数字新闻”相关研究尤以学术期刊《Digital Journalism》上的文献为主，学者们广泛探讨了数字新闻学的多样性和跨学科特征。比如，Ryfe David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潜在贡献和常见批评（Ryfe David，2022）；Perreault Gregory P.等运用场域理论阐释了技术在数字记者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Perreault Gregory P.&Ferrucci Patrick，2020）；Lindita Camaj等人通过对71国数据新闻记者的调查发现，技术和经济差距导致了“信息富国”和“信息穷国”的数据新闻实践差距（Camaj L&Martin J&Lanosga G&Florian Stalph，2022）；Florian Stalph 等人通过对9位德国记者的访谈，以“新闻语境层模型” 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地方层面数据新闻的实践过程（Florian S&Oliver H&David L，2022）；Ganter Sarah Anne等关注巴西独立数字新闻的制度化进程（Ganter Sarah Anne&Paulino Fernando Oliveira&Carlson Matt，2021）；Mabrook等在研究虚拟现实、全景视频等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时指出，借助ANT理论解释技术作用、用户能动性和其他人类行动者的角色等问题（Radwa Mabrook&Jane B. Singer，2019）；Carlson Matt等人则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数字新闻学和数字新闻实践进行考察和反思（Carlson Matt，2023；Munoriyarwa Allen&Chibuwe Albert，2022）。

互联网与智能媒体的迅猛发展在为新闻业培育全新生产理念和实践模式的同时，也给新闻学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传统新闻理论体系与核心概念框架难以赢得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新型数字技术消弭了传统新闻学体系的重要性、牢固性、严肃性、权威性，新闻内容“产品化”“碎片化”“情感化”特征日渐明显，新闻与其他媒介产品的界限日渐模糊。近年来，“数字新闻”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学界的一场集体反思结果，或是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一场全面革新。但与此同时，“数字新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浮于表面，“数字新闻学”成为一种新范式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尚未成为社会共识。常江和田浩曾强调，“数字新闻”是新闻学研究在体系而非经验层面的革新；“数字新闻学”是一个总体性的专业知识体系而非新闻学的一个子范畴；“数字新闻研究”理应发展为体系化的“数字新闻学”新范式。因此，学术界应以“新闻生态系统”观念为核心，对新闻学重新进行体系化和概念化（常江、田浩，2021）。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

在以上“数字新闻”研究之中，科学技术学（STS）、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跨学科理论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江淑琳将两个领域的共同焦点概括为物质性概念（materialisation）、媒介化取径（mediatisation）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三个方面，三者均试图将媒介技术、人、结构等相关要素或行动者纳入传播研究中（白红义、曹诗语，2021），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新闻和新闻生产研究中尤为常见。西方新闻学界主要从技术可供性、新闻生态理论、STS传统框架下的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媒介化路径等对数字新闻学展开探索，比如Florian Stalph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混合”“物质性”和“黑箱”等概念，并通过ANT对数据新闻进行了结构化审查；Nawararthne Dilina探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升对新闻真实理解的潜力（Nawararthne Dilina&Storni Cristiano，2023）；Martins基于对Estadão和Folha de S. Paulo两大网站的考察，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阐释了记忆符号在网络新闻中的使用和发挥的作用（Allysson Viana Martins&André Fabrício Holanda da Cunha，2012）。

在中国，新闻学界对数字新闻生产的规范、价值、伦理的研究较多，跨学科分析成为显著视角，主要由常江、田浩、白红义、王辰瑶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理论切入，着眼于中国数字新闻的地方性实践。梁君健基于“社会—认知话语理论”和“元新闻话语”，考察了中国官方话语对于技术的表述，强调不同于西方学界关注技术对新闻业带来的变革，我国应该关注人民对技术的认知以及技术在新闻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梁君健、杜珂，2023）；李玉媛通过对STS、ANT、SCOT等理论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具体应用辩证分析，展望了将ANT与媒介网络、创新扩散、对话理论、媒介人类学等相融合、共同研究数字新闻业物质性问题的可能性（李玉媛、佘文斌，2022）；常江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下指出，“技术”已然成为关键的新闻行动者，改变着新闻业的内外部形态、运转逻辑，人类、技术、社会机制等汇聚成全新的新闻行动者网络（常江，2020）；张淑玲以行动者网络作为理论基础，并引入“脱嵌—回嵌”概念，通过元新闻话语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从业者的身份协商策略（张淑玲，2023）；张杰等认为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媒介化传播的网络风险是多元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兼具不确定性和动态生成性的非线性存在（张杰、聂茜，2023）；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媒体融合机制展开探究（施苗苗、顾铁军，2023；乐和晴，2022；朱江丽，2021；黄丹琪、陈昌凤，2021；赵高辉，2019）。

然而，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仍处于剧烈变动且饱受争议的状态，尽管新闻学始终致力于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发展，多数研究仍旧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新闻研究既没有消除数字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Domingo D &Quandt T&Heinonen A，2008），也尚未解释清楚新闻业变革给社会公共生活带来何种契机与挑战。当下，数字新闻学仍处于发展之中的混合阐释框架，其学科边界日趋模糊，边缘化趋势明显，亟需重新组织理论体系，以重新审视新闻业的聚合、分发等行业实践。一方面，需要引入和改良“元新闻话语”等传统新闻理论；另一方面，还需借鉴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等技术理论，正确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从技术维度反思数字新闻业的研究与实践，正确认识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人”和“非人行动者”、从媒介物质性等视角延续数字新闻学的研究逻辑。

五、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与数字新闻研究的契合

在传统的新闻研究中，技术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研究或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脚步，或难以跳脱出“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未能对技术在新闻生产和建构中扮演的复杂角色给予全面关注（Boczkowski，2004）。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新闻研究的社会技术转向和数字转向，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技术”这一物质要素对于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传播、接受等问题至关重要，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敏锐捕捉并且准确解释新闻行业中的技术变革（Steensen&Ahva，2015）。学者们不仅要重视技术为新闻工作带来的诸多新客体，也开始致力于研究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和技术层面的动力机制，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大量科学技术研究理论的介入。实际上，传统的议程设置、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元新闻话语等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批评甚至是摒弃，“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崛起无疑为新闻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将传统新闻研究视角引向全新道路，而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理论资源的置入，更是不断推动国内外研究者们以更加现实、客观、平等的态度去反思新闻实践。新闻内容生产应该如何吸纳技术、技术给新闻生产带来了哪些具体变化、在新闻创新过程中内容与技术应当如何协作、共同助力新闻业的数字转向？可以说，“数字新闻学”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当下研究中的火热与关注点的高度契合并非偶然，而是网络社会、智媒时代的必然结果。

（一）新闻行动者主体的多元化

在传统的新闻学、新闻业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新闻”基本被视作“人”创作的“知识产品”，生产主体限定为区别于自然、区别于“物”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自觉性、建构性、实践性的、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生产空间则限定在电视台、编辑室等场所。基于此，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便集中于对记者、编辑等人类行动者在新闻采写编发流程中实际运作的探讨，而忽视了技术、媒介等非人行动者的存在。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强势“入侵”新闻领域，“数字新闻”来势汹汹，倒逼着传统新闻业的改革创新。在实际的新闻创新实践中，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采编人员或是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往往负责内容生产，但其他技术人员同样担任了重要岗位，融媒团队成分愈加多元，新闻生产边界愈加模糊。“人”与“非人”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开始呈现交叉重叠的现融合态势，“数字人”“赛博人”等成为“虚拟主体”，都扮演着新闻生产“行动者”的重要角色。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可以说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趋势。该理论平等地重视“人”和“非人”的行动者，具体到新闻领域，技术、媒介、甚至新闻生产设备都纳入到研究范畴中，从全方位视角考察大数据、AI等智能技术对新闻生产等新闻实践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分析不同“行动者”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相互合作的“社会化交往”过程，比如，专业新闻人需要发挥职业优势，追踪对数字新闻生产全流程并进行严格审核与把关；媒介作为新闻传刊载发布的主要平台与渠道，需要配合使用者这一“行动者”的配置与管控，在数字新闻传播这一关键环节彰显多样化、个性化、矩阵化作用；技术则可以为数字新闻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创新提供支持。因此，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人类行动者如何合理运用、运用了哪些非人行动者”“非人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如何实现关系‘转译’？”“新旧行动者的交替对数字新闻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都能成为数字新闻领域研究的重心。

在国内外现有的数字新闻研究中，技术视角占据了极大比重。在此之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到了不同行动者的多元身份的耦合，在新闻生产具体过程中不同主体传统严格的区隔与边界被切断，平台型媒体、公众新闻等方兴未艾的概念无一不体现着新闻生产行动者间的要素延伸与关联、体现着数字新闻领域行动者的更新迭代，体现着协同生产网络对传统分散、割裂的新闻生产领域的颠覆，该理论也毋庸置疑地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贡献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在前几年“中央厨房”建设的热潮背景下，何瑛和胡翼青就从新闻生产的实际流程出发，结合实地观察和访谈揭示了“中央厨房”理念在实践层面上存在的困局——新闻信息“一次生产、多次加工”的工业化生产逻辑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性生产以及记者的成名想象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尚不完善的融媒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记者的工作积极性（何瑛、胡翼青，2017）。

（二）“网络”逻辑与网络社会的契合

在传统新闻业实践过程中，“新闻”作为一种产品的生产模式是固定的、线性的，新闻机构的运用模式也是“自上而下”的机械的、层级式的直接管控，新闻采、写、编、评、发的传统界线非常清晰，每一个阶段在不同主体的操作下以一种流水线的水平程式实现单向传递。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新闻”的实践早已悄然改变，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质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涵盖万物的拓扑网络，“网络化”替代“线条化”、“生产链+经营链+价值链”替代单一“生产链”，社会运作和行动交往的底层逻辑发生巨大变革。对“策、采、编、播、存、用、管”进行集约化、数字化流程再造，创新虚拟制作岛群等模式，建成全新架构的云、网、端一体化智能协同生产体系，使异地远程“云采编、云制作、云送播、云直播”常态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意性生产，创新性发展”，才是“数字新闻”在新媒体时代的出路。由此可见，传统的新闻研究框架早已不适合如今的信息时代，“网络”彰显出更加与时俱进的现实解释力。自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Oliván）提出“网络空间理论”以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愈加关注“网络”这一概念，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便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各类“行动者”的共同作用，这种“平本体论”恰好适应了信息化时代“数字新闻”研究理论的创新需要，它将“网络”逻辑嵌入我们所处的“网络社会”，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解释与分析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桎梏，在学术界和业界都魅力无穷。

（三）对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平衡

“技术”和“社会”，都是“数字新闻”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两大影响因素。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更加关注作为“主体”的新闻工作者或工作机构以及作为“客体”的受众，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只是关注到了“受众”从被动转向主动，从而加入新闻生产的过程。在经典的新闻传播“5W”模式中，“媒介”这一环节未能得到有效重视。在新闻传播研究历史上，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学派致力于解析媒介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仅仅是从宏观层面解读“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片面地支持“技术决定论”。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纵然强大，但社会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强人工智能”并未出现，或者说不会出现，“技术”与“社会”仍旧出于平分秋色、难舍难分的相互形塑关系中。在此情境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入，从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视角关注到了社会和技术的联动形态，摒弃了以往将“技术”与“社会”二分的传统思维，扮演追踪者的角色，将二者视为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实体，从更加细致微观的视角观察二者的互动关系，跟随新闻行动者，探索“数字新闻生产”行动何以成为可能。近年来，胡翼清等学者关注“媒介物质性”、王辰瑶等学者关注不同行动者对当代数字新闻实践的建构作用，本质上都是在调和“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二元对立关系，这都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观念不谋而合。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到数字新闻研究中，以更加客观、平等的视角看待“非人行动者”，将位于新闻研究聚光灯下的“人”和长期隐匿在背后的“技术中介者”紧密联结，将两者置于同一网络结构中，这不仅是适应数字化时代新闻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新闻业实践进步的基底。

六、反思：“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的不足

信息传播技术的更迭使得新闻业不断涌现出新的技术物，新行动者的加入和旧行动者的退出使得整个新闻生产网络都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行动者网络理论”固然为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更加细节性的追踪视角，但却仍旧难以解开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异质性行动者的互动实践谜团，难以在整体性变化中把握正确动向。STS转向是数字时代的新闻研究强化理论的体现，其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是当前新闻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STS理论。Anderson（2019）区分了新闻研究运用STS理论的两种类型，一种着重研究新闻生产和新闻消费中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把重心放在“技术”身上；而另一种更关心新闻知识的发展和物化，把重心放在“科学”上。从现有研究来看，第一种类型依然是目前的主流，这也导致ANT成为数字新闻研究中最受关注的STS理论，甚至几乎将ANT等同于STS。

但不可忽略的是，“后真相时代”已延续多年，信息的高速流通使得“反转新闻”、“技术黑箱”已然成为常态，“事实不确定、真相不确定、认知不确定、绝对不确定”构成不确定性新闻表征的几个层次（陈刚、解晴晴，2022），严重影响着新闻领域的健康发展。在从忽视技术到重视技术的研究视角转换过程中，“技术”被不可避免地放置到了与新闻人同等甚至超越“人”的高度，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所有行动者一视同仁，对人类行动者以及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的无差别均质对待，这不仅难以解读出各行为主体动机、水平或积极性的不同、消减了人类行动者长期以来的主体性地位，还忽视了被行动网络所排斥的诸如数据标记员、设施维护人员等“边缘行动者”的价值，它只能将数字新闻生产这一微观领域的网络结构纳入分析范畴，而难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秩序中，考察数字新闻演进过程中物质条件、新兴技术以及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嬗变，考察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宏观范围影响的数字新闻运作、伦理原则与组织权力结构。例如，新闻生产对技术的依赖促进“工程师”“程序员”等本不该与新闻传播行业产生关联的“行动者”的加入，一方面他们从新闻室外进入到新闻室中，传统新闻编辑室的空间壁垒被拆除；但另一方面他们与原有新闻生产团队的仍然存在隔阂，融合程度并未达到预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边缘地位，这就要求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将传统新闻人、相关技术人员、媒介物、技术等主体进行严格区分，对他们/它们在数字新闻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的考究，而不是受制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狭隘视角，简单地将他们/它们铺陈在新闻生产的网络结构当中，否则，就难以对技术需求矛盾、技术介入矛盾、生产观念矛盾、立场矛盾等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摩擦进行有解释力的说明，也难以为数字新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建构更加完善的行动者策略。

时至今日，新闻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已然改变，从前对新闻价值的拷问变为对数字新闻学概念体系的考究。比如，有国外学者就指出，数字新闻学的核心研究议题应是 “新闻以何种方式对 ‘数字化’的哲学、规范、实践、价值和倾向进行具象化，并在其与社会之间建立关联”（Duffy Andrew&Ang Peng Hwa，2019）；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新闻学第一问题的回答由“认识论”转到“实践论”，新闻学问题域将沿着“实践本体论—社会关系论—公共生活论—社会治理论”的路径不断演化，新闻学理论需要对公民新闻、数据新闻、算法新闻、智能新闻、数据挖掘、机器写作等具体问题进行重新认知和理论梳理（骆正林，2022）；常江强调在研究前首先关注：在“数字新闻”这个核心概念的表述中，技术属性（数字性）和文化属性（新闻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数字新闻学最基础的 “实然”是什么（常江，2021）？由此可见，在新媒体时代不断深化的当下，数字新闻学理论研究与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关于新闻业如何运行，以及如何产生社会影响的实然性学说。在此之中，一方面，非人行动者不再仅仅扮演辅助从业者的中介角色，而是与人类一同开展创新实践：在内容推介和把关方面，算法通过对信息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关联性的分析，挖掘新闻故事；在内容生产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数据填充于模板中，完成新闻写作与图像生成；在推送分发方面，算法因其扩散的高速度、有效性和个性化，能够实现人工分发企盼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不同新闻行动者对权力的争夺，如内容和技术人员围绕着内容驱动或技术驱动、媒体和外部公司围绕着公共事业和商业利益可能出现较大分歧，数字新闻仍然难以实现行动者之间的真正融合；非人行动者难以掩盖人类行动者的强大力量，传统新闻人在坚持党性原则、把握用户思维、坚守“内容为王”、把关写作质量、抵制“算法黑箱”、保障新闻透明等方面的地位与价值依旧顽固。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不断演进升级，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生态，将人类新闻活动带入了“后新闻业”时代。新媒体时代，不同技术公司、不同媒体机构、不同岗位、不同新闻从业者，都存在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创新思维和不同的发展策略，数字新闻研究和实践也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内容与技术协作范本。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闻业社会技术转向和数字转向的脚步不会停歇，“人”与媒介、技术等“非人”行动者的深度合作是新闻业生存的必然要求。在未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仍是数字新闻研究重要视角，但它只有与其他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如创新扩散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对话理论、把关理论等相结合，才能释放其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理论嬗变与创新中的独特价值。对数字新闻学研究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只是起点，新闻学研究的科学技术转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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