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的“群众路线”践行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的创造性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论述中“人民”被置于党治国理政工作的中央、核心地位。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以民为本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群众路线”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一直践行。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地区情况复杂，社会稳定遭遇极大威胁，其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实施过程和胜利完成都离不开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的全过程中突出群众力量的作用，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也加深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关键词：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

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群众路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奉行不变的实践准则，为人民谋福祉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实践旨归。群众路线以民为本的特点和广博的人文关怀，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现代化问题严峻的情况下，如群众信仰缺失、共产党对于群众的支柱力量被其他恶势力有目的地削弱，群众对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等，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地区土匪恶霸肆意横行破坏、经济境况窘迫、政治地位被打压的状况下农民依旧在共产党的带领之下群策群力的土地改革，有助于我们在处理干群关系等方面更好地汲取经验，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民认同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国初期党发展“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形成的党的工作的生命线。群众路线一直被党践行，只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才逐步系统地总结概括出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的建立，期间经历着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群众路线的引导中前进。

从建党酝酿准备时期即各地早期组织的筹建时期开始就已经在之前的革命实践中意识到群众的力量。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意识到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3]316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4]441基于之前“未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和没有深入到下层的工农群众中去的失败教训，汲取和群众共同行动的革命斗争经验，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视群众给予的支持，于是党的早期组织顺利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先后建立。1920年4月，当时避居上海的陈独秀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时，提出“现在如不能用武，就改用文”[3]450-452，主张亲自到工人中去，用革命的宣传活动，启发教育人民，准备革命力量。

党的“一大”第三次会议中代表们表示要向人民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党的“一大”到“二大”期间，群众力量更加被重视，“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争得我们的自由”。党的“二大”在关注受压迫的劳苦人民方面践行群众路线表现得更为实际。关怀人民处境，“痛斥日、美、英、法强盗们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构筑他们的快乐，不把被压迫的民族当人类看待”[3]479。要发动中国群众，“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手中——工人和农人自己手里”，“我们定要得着解放”。党的“二大”规定“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关于群众路线最早的表述是在1943年，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163。完善成熟是在《论联合政府》中，“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6]174-176。建党伊始对群众力量的认识在枪林弹雨之后更加坚定。

群众路线的日臻成熟与中共进行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群众路线”的要求更加迫切。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在拥有三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还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7]19导致农民的贫穷和落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当时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耕地总数的14%，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7]91。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就必须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中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愿望。由于当时重庆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解放前它是民国政府的陪都，它的大部分土地被蒋介石独裁政府庇护下的反动士绅、恶霸地主所占有，又因为山地地形使城市和农村关联极为紧密，各阶层土地占有参差交错，农民承受的经济负担格外严重。为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制度的剥削，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新解放区的重庆地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

二、“群众路线”指导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改前的准备工作

在重庆这个新解放区，大批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同恶霸势力以及惯匪相勾结，借助重庆山地地形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危害重庆的社会治安。按《共同纲领》规定“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群众，清除土匪恶霸[7]91”，党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要求出发，对重庆地区的匪特情况进行根除。建国初期，重庆的农民仍然受到复杂的佃租形式压迫，农民对土地占有极少。群众恶劣的生活情况得到重视，毛主席指示决定，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并作为中心工作，还把这一斗争比作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9]703。

（一）清匪反霸护群众

匪患频繁，欺骗群众，胁迫入伙，如不服从就烧房、杀人，破坏基层政权重新恢复或建立伪政权，破坏城乡交通，扰乱社会秩序和干扰我军后方。[9]696-704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基本的社会治安稳定是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铲除匪特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使其彻底消灭。1951年1月底，清匪反霸运动基本结束，社会秩序得以保证，征粮和春耕生产也能顺利进行。

（二）减租退押稳群众

剿匪灭霸只是维护了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减轻了政治压迫，但重庆农民仍处于租金严重经济困难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重庆万县农民流传着一句话：“阎王取人只取一人，老板（指地主）取人是取一家”。1950年3月重庆地区开始减租退押工作，人民政府规定：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租金退给农民，但不应翻老账，不应计算利息。[7]91农民盼望着减租，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整个西南区受过训练和参加过农代会的积极分子有250万至300万人，农协会员达1000万，[8]392也对之后深入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群众路线”贯彻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改时期的实践

经过肃清土匪、反对恶霸和减租运动，以及在多地区建立农民协会，重庆地区的秩序才逐渐建立，环境比较安定，雇农、贫农、中农基本群众的绝大多数觉悟大大提高，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及时转到土地改革方面来。重庆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实施阶段，整个过程将群众路线贯穿始终。

（一）发动群众力量，宣传调查和整顿

在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目的指导下，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6]237”。这表明土地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

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所以发动群众的力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宣传政策法令。在土地改革前，各级党委召开党代表会议，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根据各阶层的思想情况，分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了不同的教育。[10]第二是调查研究。唯有在群众内部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情况。西南区汲取华东、中南和西北总结出来的经验贯彻“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方针，并且根据自己特殊的社情批判“和平分田”，一直反对“和平土改”。第三是整顿组织。土地改革主要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完成，重庆地区积极组织大批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农村，深入群众队伍，组织农民队伍，充实农会组织，整顿干部作风，不断提高干部的觉悟和水平。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集中意见和反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带动群众，才能更好地落实土地改革。

（二）动员群众参与，培骨干建机构和划阶级

动员群众参与，密切联系群众，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中，土改干部队伍学习领悟土改政策精神，积极参加土改培训班，积极组建和筹备农民协会和其他农村基层组织。第一，对土地改革干部骨干的培训十分重要。通过干部队伍上传下达提高农民的政策水平，组织群众并且由群众自觉行动起来。第二，只有建立机构，有正确的领导，群众的力量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重庆地区农协会数量的增长以及区、乡人民政权的建立充分实现了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观点。第三，需要集中群众的力量，经过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经过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和批准阶级四步斗争，[8]392在群众中进一步开展反封建基本思想教育及具体政策教育，解决群众的思想顾虑，深刻践行群众路线。

（三）从群众中来，重视问题和核实征收

从群众中来的观点在划分阶级后相继展开的核实土地的相关工作清晰展现。通过收集到群众中的情况表明，一般农民对评量产存有较重的思想顾虑，怕评高了，负担重，怕本村评多了，调剂到外村去，因此发生近田、好田少报，远田、坏田多报的现象，[10]集中群众力量，坚决依靠贫雇农，使一些有经验的老农组成乡评议委员会进行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在动员所有农民参加农民大会，群众对没收、征收问题的忧虑和内部矛盾逐渐解决，群众路线的宗旨得以贯彻。

（四）到群众中去，分配斗争成果

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显著，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成果。土地改革工作队在到群众队伍中去后，充分避免因分配不均导致的内部不团结现象。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满足贫雇农，照顾中农和赵燕生产利益的两个原则，以整体利益为先，和群众民主协商分配方法，把握有利于生产的主要目的，做到结果让群众满意。最后农民团结互让，干部大公无私，土改成效卓著。例如川东譬山县来凤村青杠队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变化，全“全村1765.387老石土地总数中，地主占1415.751（80.2%）变成了全村1954.863石地主只占138.192石（7.1%），雇农从土地占有0.7%变为6.1%”，川北行署的潼南县土地的80%已经转到中农、贫农、雇农手中。[8]393

（五）密切联系群众监督，开展复查

重庆地区土改期间，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群众监督在最后的复查纠错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南地区在1952年5月份完成了约8065个乡、3599万多人口占全西南总人口（西藏未计入）81.35%的土地改革[8]393。为巩固群众自己斗争的成果，干部鼓励村民进行生产，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不当行为的纠察。例如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查守法，对不法地主进行了揭发斗争。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对干部的、行为的认识和建议，对缺点进行批评，将村干部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

四、“群众路线”落实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改的胜利果实

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经历艰难困苦，瓦解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统治，彻底把重庆地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群众都有了各自的土地，也有了监督干部的民主意识和党群关系的信任，无论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有了保障。群众路线的自始至终都成为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遵循，土改的最终胜利就是群众路线的成果，农民能安心进行农业生产，农民加深了对党的认知和信任。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党不断发掘群众力量，建国初期重庆地区的土地改革照顾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通过剖析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的群众工作，发现既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又充分结合了建国初期重庆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党情。总结其历史和实践经验，对新形势下应对积极践行“群众路线”的挑战，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创新群众工作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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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尹世林.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4）[D].重庆大学,2018.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学生工作专项）一般项目“Z时代大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及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编号：XJXG2024-043）

作者简介：龚高秦（1995—），女，重庆梁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