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社会心态及心理干预比较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心理资本水平与工作绩效的提高和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现状不容乐观。现有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蚁族”群体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和提升途径进行过探讨，但尚未提出系统的提升策略。本文以南通市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社会支持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均对其心理资本产生影响。基于调查结果与心理资本干预模型(PCI)，通过明确人生目标、职业规划教育、树立群体榜样、体验成功、提供发言平台以及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策略，构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社会心态及心理干预四个维度的路径。

一、问题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9753万人，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增加了191万人，增长率为0.6%。在这其中，本地农民工的数量为12095万人，相比上一年减少了277万人，下降了2.2%；而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为17658万人，相比上一年增加了468万人，增长了2.7%。这些数据反映了农民工流动的一些趋势，即虽然农民工总量在增加，但本地农民工的数量在减少，而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在增加‌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同龄人趋同，教育水平也较上一辈明显提高，但其综合素质尚不能满足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期对于产业人才的需求。近年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之一的心理资本备受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能有效提升工作绩效和自我效能感并积累良好情绪。但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不容乐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却低于城市就业的其它群体。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使新生代农民工容易产生工作倦怠、自我认知模糊、价值感缺失等状态。

二、现状调查

根据《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南通市的农民工总量及增长率均有所上升，这可能与南通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有关。本文选取南通市大型制造业企业务工的新生代农民为研究对象，并面向该群体进行调查。

(一)调查内容

本调查主要通过问卷形式进行，同时辅以部分访谈。调查问卷设计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所在城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从事工作及月收入等。第二部分是基于终身教育理论设计的继续教育情况相关题项，主要包括学历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内容、方式、经费来源、主要动机等。第三部分是基于心理资本理论设计的心理资本量表，主要包括自信(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韧性四个维度的题项。其中心理资本量表的设计主要借鉴以下几份国内外比较成熟的量表：一是Luthans开发的、被国内外证实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心理资本问卷》(PCQ-24)，包含了自我效能感、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维度；二是柯江林编制的《本土心理资本量表》，包含了自信勇敢、乐观希望、奋发进取、坚韧顽强、谦虚诚稳、包容宽恕、尊敬礼让、感恩奉献等八个维度；三是南开大学张阔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包含希望、乐观、韧性和自我效能感等四个维度。本研究在参考上述现有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编制出一份适合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水平的量表。

(二)调查对象

调查问卷具体发放对象为以上制造业企业车间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者及其他协助调查人员分别在这些企业中进行问卷派发，并采取调研对象现场填写问卷后即时回收的方式回收问卷。每个企业发放问卷50份，一共发放400份，在回收问卷中剔除漏答、错答的样本后，共得到有效问卷352份，有效率为88.1%。

(三)人口统计学调查结果

通过对人口统计学调查的统计，结果如下：

1.“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中21—25岁者占40.1%；26—30岁占比20.2%，具有时代标签的“90后”占比最大，为总人数的六成多。

2.性别上男性比例(57.4%)略高于女性(42.6%)。

3.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初级劳动工作。受调查者工作职位上从事初级劳动的员工占最大，其中普工占比66.8%。

4.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城市平均水平。受调查者经济收入月薪2000—3000元之间占27.2%，3000—4000元占30.2%。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为 6230元。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且低于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与他们主要从事体力等初级劳动有直接关系。

5.受教育水平方面有36.3%为高中或中专学历，20.9%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学历占比最大的为初中学历，可见受调查者在学历水平和工资水平上处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中上游。

三、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心理资本现状及其原因

(一)心理资本现状分析

经统计，调查对象的心理资本平均得分为2.36分，低于临界值2.5分。心理资本四个维度的得分分别为自信2.38、希望2.48、韧性2.35、乐观2.24。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各维度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此外，在心理资本四个维度之中，希望的均值最高，而乐观的均值最低，明显低于心理资本的总体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务工和生活，对城市生活和工作充满向往，因此其希望维度的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相对而言，他们在自信、乐观、韧性这三个维度的得分较低。相对于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告别昔日熟悉的乡土生活，进入陌生的城市务工，面对全新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在教育背景、专业技能、就业竞争力以及经济能力等方面往往不具备显著的优势。这种现实的不平等，加之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高压力，使得他们在面对困境时，难以迅速调动起足够的自信去迎接挑战，也难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与适应力，他们在遭遇挫折与失败时，更容易陷入消极情绪，难以迅速恢复并重新站起来。在内外条件均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不利的情况下，难以拥有强大的自信、韧性、乐观等心态来应对城市生活的困境。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低心理资本水平的原因分析

1.群体特征影响

(1)学历水平较低易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受调查者只有20.9%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或中专学历者占36.3%。已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学历的高低与心理健康成正比，高中和初中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较本科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也就是说，低学历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提升的因素之一。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学历差异如何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心理资本积累与抗压能力。

(2)从事初级劳动产生的生活压力。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基层领域，如建筑、制造、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岗位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体力消耗和较低的技术含量，因此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城市整体的平均工资水平。长期在这样的高强度、低薪酬的工作环境中劳作，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身体上承受着巨大的负担，经济上更是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这种经济上的拮据与不稳定，使得他们不仅要为基本的衣食住行担忧，还要为子女教育、家庭医疗等长远规划而忧虑，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这不仅包括专业技能的提升，还涉及心理素质、人际交往能力等多方面的考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教育背景的限制，难以迅速适应这种变化，导致在就业市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为基层工作，其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城市的平均工资。长期从事高强度、低工资水平的工作，使新生代农民工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社会和经济产业的迅速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导致他们在就业环境中会面临更大的心理焦虑和压力，当这些压力过高而无法缓解的时候，便导致其烦躁与不自信，甚至产生自卑的心理。

(3)较为年轻缺乏抵御生活困境的社会阅历。

被调查者中21—25岁者占40.1%；26—30岁占20.2%，“90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军(占总人数的60%以上)。年轻人有抱负、有理想、有热情，但是相对缺乏社会阅历与抗压能力，当现实与理想不相符的时候，容易产生失落感。在社会资源的获取上，社会底层的处境使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与城市居民共享住房、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城市公共资源，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与薄弱的社会支持形成了强烈反差，导致他们的乐观维度明显低于平均数。

综上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一是在文化程度上，中等教育学历的较多，拥有一定的知识文化，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少；二是在就业上，从事的多为一线普工，且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三是“90后”占比大，年轻人的不稳定特征明显。以上的群体特征均可能是导致其心理资本偏低，特别是乐观和韧性维度处于更低水平的原因。

2.受教育程度低

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心理资本水平。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教育水平为自变量，心理资本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不同，其心理资本存在差异。

问卷调查分析得知，新生代农民在“希望”“韧性”“自信”“乐观”四个心理资本水平维度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与其心理资本水平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进而提升其在城市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增强其心理资本的水平；另一方面，长期接受各种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社会支持的信息和渠道可能更加多元化，当其处于困境时，更容易获得外部的帮助与支持。与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本地居民低，因此，也影响其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

四、提升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心理资本的策略

本研究以Luthans的心理资本干预模型(PCI)为基础注，并结合上文调查分析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及社会支持和教育等方面的缺失是导致其心理资本水平低下的原因，分别从希望、乐观、自我效能和韧性四个维度探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水平的策略。

(一)希望的树立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设定具体、可实现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人生目标，可以激发其生活动机和拼搏精神。首先，政府或企业应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系列通用能力提升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涵盖心理健康、思想道德、民主法治、文明礼仪等多个方面，旨在帮助他们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够在个人修养与综合素质上取得进步。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更好地开展自我评估，深入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从而设定出既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又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人生目标。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应规划实现目标的措施与途径，明确完成目标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障碍，并制定克服困难与消除障碍的方案。

(二)乐观精神的培养

树立新生代农民工良好榜样。企业可开展技能竞赛或评比活动，评选出表现突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代表，从而树立该群体的榜样。这些榜样不仅展示了该群体在专业技能上的卓越成就，更是他们积极向上、勤奋努力的生动写照。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观察与自身相似的榜样成功案例，获得可以效仿的模板，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自身发展，增强群体的自信；另一方面，通过树立该群体的榜样，可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形象，减少误解与偏见，避免对该群体的污名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融合。

(三)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一线员工，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线员工对企业管理制度、日常工作事务等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且企业管理层对这类员工缺乏关注，导致一线员工容易被“边缘化”。长期被忽视、情绪得不到抒发，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沮丧、自我怀疑等负面情绪。当新生代农民工的活动获得积极的反馈，例如得到上司或同事的鼓励和肯定时，就会把自我怀疑转变为自信，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能得到满足感。一方面，企业和社区可通过开展有挑战性和目的性的继续教育活动，如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表达自我，挖掘自身潜能。另一方面，参加团体辅导或者小组任务等形式的课程，能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亲社会行为，同时有利于获得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获得更大范围的社会接纳。

(四)韧性的增强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韧性。Luthans在建立PCI干预模型时，强调了“面对消极事件时，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资产的重要性”。可见，构建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能有效给予困境中新生代农民工帮助，可以使他们及时从消极情绪中恢复并超越自我，从而完成更加高效的工作。因此，社区和企业可通过座谈会、主题报告会等交互性强的教育实践活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交际圈，拓展其社会关系网络，增强其对所在社区和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外，应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式的社会支持，比如政府从与城市本地职工同样的政策和待遇方面给予支持，社区从人文关怀、日常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通过社会支持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乐观精神与心理。

小结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管理服务中需要重点扶持的弱势群体，作为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他们的心理资本可通过政府、企业、社区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努力而得以提升。因此，应通过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与合适的人生目标，规划好职业生涯，并通过树立群体榜样为他们创造能够表现自己的机会，体验每一次甚至是每一点成功的现实，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路径，努力提升他们的心理资本水平，最终培养出具有自信、乐观、满怀希望、坚强韧性品质的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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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南通市新生代农民工与“蚁族”群体社会心态及心理干预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任蕙（1999.2-至今），女，汉族，江苏南通人，南通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助教，硕士，专业：数字媒体与文化，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技术、新闻学、社会学

第二作者：王哲（1992.3-至今），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南通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讲师，硕士，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数字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