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主要观点及其引导下的实践变化

摘要：2024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关于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在新时代仍具有指导意义。研究分析了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并从优先地位、培养目标、体制、发展策略四个方面切入，梳理总结了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并探究了在其观点指引下高等教育工作实践层面的变化。

关键词：高等教育，邓小平，主要观点，实践变化

一、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新趋势，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而科学技术发展最需要的人才支持来自于高等教育，因此各国为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均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认识到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关键，是培养人才、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石，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社会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一方面，部分人士主张以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战略，强调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来推动国家经济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应置于国家发展的首位，以此作为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在此复杂背景下，众多地区与部门的领导层更倾向于推动那些能够迅速显现成效、易于量化的“政绩”工程，以期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指标的增长。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困境中不断探索、前进。

二、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1）关于高等教育的优先地位

邓小平同志认为，应该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在当今时代，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与专业人才的重大责任，这一责任对于民族的发展与振兴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基础性、全局性的战略资源，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显得尤为关键。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不仅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是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

回顾历史，1981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无从谈起”的科学论断，确立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紧接着，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之一。此后，历届党代表大会都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致力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识。这一理念的深入人心和贯彻落实，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事业的繁荣，正是我们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最好承诺。

（2）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

邓小平同志认为，实现现代化需要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指出，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乏人才。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文中邓小平强调：“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

在探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时，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指引了方向。他强调，高等教育应紧跟时代的脉搏，培养具备全面综合素质的大学生，以助力国家的现代化征程。素质教育这一理念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逐渐孕育成熟。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及《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提高全民素质成为国家教育战略的核心目标。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为素质教育的思想奠定了基石。素质教育超越了传统的知识传授，更加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深刻洞察。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此后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注入了不竭动力。

（3）关于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

邓小平同志坚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大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充满尊重与关怀的成长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知识分子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1977年5月，他郑重提出：“必须在党内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这一理念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大鼓舞与肯定，更是邓小平同志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洞察和战略把握。秉持这一理念，邓小平同志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致力于通过体制创新，为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发展打造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良好环境。邓小平同志同时强调，高等教育必须追求“高水准、高效益”，他提倡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激发高等学府的内在动力，推动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与优化整合。面对高等教育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破陈规，彻底改革那些与时代要求格格不入的体制和机制。他主张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其能够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从而增强高校的自适应能力和持续发展动力。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既是对知识分子的深刻肯定与崇高尊重，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强大推动力和深远影响。这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措施，不仅为我国知识分子的茁壮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更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智慧的火花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4）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创造性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指导。这一理念，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之后，当时各领域改革政策已基本确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各行业人才短缺的紧迫问题，提出了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发展策略。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得以明确。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应对全球化竞争和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责任。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理念，不仅是教育发展的指南针，更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动力。具体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在这一战略方针的引领下变得更为清晰。高等教育不仅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领域，更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它承载着为国家培养未来领导者和创新者、提供全球化竞争中的智力支持、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智力资源的重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理念，不仅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激发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其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邓小平高等教育思想引导下的实践变化

（1）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在国际教育的广阔天地中，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分类法正在被各国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学者所采用。这一分类标准以其简洁明了，却又能精准地勾勒出一国教育发展的轮廓而备受推崇。具体而言，这个标准依据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层次：精英型、大众化和普及化。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的情境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处于精英型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通常只有社会精英或者是极为优秀的学生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滋养，如同沙漠中的绿洲，珍贵而又难以触及。而当毛入学率在15%至50%之间波动时，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便跨入了大众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的大门逐渐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敞开，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踏上知识的殿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再进一步，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这一门槛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便宣告到来。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可以享有的权利。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例，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了80%和50%左右。这一数据不仅揭示了两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差异，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简单增长，它背后所蕴含的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国力综合实力的体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意味着更多的人将有机会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文化软实力都将因此得到增强。回顾我国的历史数据，1978年那个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6%，这个数字低得惊人，反映出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使命。时不我待，唯有砥砺前行，方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理论，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工作的强大思想引擎，更在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理论深刻认识到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1983年5月，教育部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议上，确定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明确了加快调整改革步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努力提升教育质量的方针，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紧接着的1984年至1985年，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这短短两年间，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激增114所，这一数字的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在校生人数也由1983年的120.7万人增至1985年的170.3万人，这一跃升充分展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自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积极探索改革的阶段，不仅在规模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各个高校纷纷开设新专业、改善教学条件、引进先进教育理念，使得高等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升。到了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6.80%，这一数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在2002年，这一比率更是突破了15%的大关，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已基本实现了大众化。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的伟大理念，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

（2）恢复高考制度

十年文革，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遭受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这不仅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对国家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高考制度在这一时期被废除长达十年之久，由此引发的人才断档现象，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然而，1977年，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我国科教事业迎来了转机。邓小平同志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分管科教工作的重任，并在同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重大决策。他深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于是明确提议取消之前的群众推荐制度，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的做法。他指出：“今年必须下定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依靠群众推荐。直接从高中招生，可能是培养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有效途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最终起草并发布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中断长达十年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当年，共有570万考生涌入高考考场，这一数字创下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新高，显示出广大青年对知识和未来的热切渴望。紧接着1978年，教育部进一步颁布了《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进一步优化招生政策。春季高考时，又有610万青年投身于这场知识的角逐，其中40.2万人成功被录取，为国家的人才库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这一切，都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刻洞察的结果，为我国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高考制度是选拔高素质人才的第一道闸，这项制度的恢复以及公平化对于中国未来的人才培养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不仅激发了广大青年对知识的热情，也极大地鼓舞了教师的教学士气。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调整，更体现了对知识、对人才的全新认识和重视。由此，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启了恢复与发展的新篇章，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底色。要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78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国高校被明确规定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进入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制度，下发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决定，不仅是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和完善，更是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再次强调和巩固。从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成为了我国高效管理的重要支柱和基石。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践中，这一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明确了党在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更通过全面领导高等教育，确保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正确方向不偏不倚。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依法依规治校，不断优化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力。在这一过程中，党的领导成为了不变的宗旨和坚守的原则。党的教育方针成为了高校办学的重要遵循。高校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确保法律法规与党的教育政策相一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和落实。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高等教育办学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的重要内容。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能够确保高等教育始终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坚守社会主义底色，加强党的领导，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4）科研、生产与教学相结合

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就在于把经济建设依托于科技发展和提升劳动者素质，因此正确处理科研、生产、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尤为重要。这一战略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以科技为驱动力的经济建设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要为我国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更要通过科研和教学推动科技与生产的融合。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生产、教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高瞻远瞩，多次深刻指出：“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在制定工作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必须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教育事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全面综合考量和统筹规划。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高等教育改革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其中，教学、科研与生产的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战略，成为了的热点和焦点。这一战略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也极大促进了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紧密结合。截至2002年底，我国高校已建立多学科支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06个，占全国总数的2/3；成立了4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36所软件学院和44个国家大学科技园。这些数字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与教育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

综上所述，通过这些具体而深入的改革举措，我国高等教育在推动科技、经济与教育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对邓小平同志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忠实贯彻，也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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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

   柳叶（1982.9—），女，汉族，籍贯：辽宁建平，中共党员，副教授，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兼任辽宁省第八届少工委委员、辽宁省少工委少先队工作学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会会员、辽宁省哲学学会会员、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及困境儿童工程”智库专家、辽宁省第一批少先队校外辅导员。

  李沛兴（1995.1—），男，汉族，籍贯：辽宁沈阳，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