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患者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经济负担研究进展

摘  要

辅助生殖技术是当前最有效的治疗不孕不育的手段之一，其治疗的费用无论是对患者家庭还是社会资源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快加深对不孕症患者经济负担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了解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今后制定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方法和途径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 不孕症；辅助生殖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疾病经济负担

不孕症（infertility）是一种特殊的生殖健康缺陷，是指女性无避孕性生活至少12个月而未孕[1]。我国目前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女性为不孕症患者，占育龄期妇女15% [2]。当前治疗不孕不育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辅助生殖技术[3]，由于其高昂的治疗费用，也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不孕症患者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经济负担情况进行综述，旨在探索减轻不孕症患者经济负担的策略，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卫生政策、合理控制卫生费用、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4]。

1 不孕症发病率逐年升高，形势严峻

不孕症是全球医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常会对育龄妇女、患者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其患病率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殖健康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经济文化水平等多个层面实际情况的重要指标。

随着近年来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环境恶化、人们生活压力加大、饮食结构改变、生育观念转变、生殖道感染人数激增等，人类生育能力下降问题凸显，不孕症的发病率有升高趋势[5,6]。有调查显示，在农村地区发病率约为6% ~10% , 城镇地区发病率约为12% ~ 15 %，在某些地区甚至高达17% [7]。我国全国性的不孕症大规模的流行情况调查有２次[8]。第①次是原国家卫生部于1988年以有性生活2年不孕为标准，对全国1976-1985年初婚的２‰已婚妇女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不孕症患病率为6.89％[9]。第②次是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以１年不孕为标准调查，获得不孕症患病率为18.00％。这两个研究数据均显示我国不孕症的患病率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2 辅助生殖技术需求量大，经济负担沉重

辅助生殖技术是当前最有效的治疗不孕不育的手段之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它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在体外对人的卵子、精子、受精卵或胚胎进行人工操作，再植入到女性子宫腔内，以达到受孕的目的。包括人工授精（AI）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俗称“试管婴儿”）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

随着不孕不育患病率增高，不孕症患者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根据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2021年最新公开的数据，截止2020年12月，我国开展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共有536家，发达地区如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具有辅助生殖技术资质的医疗机构就各有18家、12家以及31家[13]。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2022年最新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IVF/ICSI治疗周期已经达到288135个。广西经批准开展的辅助生殖机构共20家，人类精子库1家，辅助生殖机构覆盖我区10个设区市级行政区域。

不孕症患者行IVF-ET的治疗周期长，流程复杂。有早期的研究[10]表明，2008年平均每对夫妇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1718元 ，是同期人均居民收人的2倍多。近期的研究[11]从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角度出发，调查不孕症患者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每次往返医院的平均交通费及其往返次数、治疗周期中产生的误工费、食宿费等，结果显示，患者在第一次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周期中的平均经济负担共计为（37125.55±367.29 ) 元。这些数据显示不孕症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费用无论是对患者家庭还是社会资源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3 不孕症经济负担研究意义大，但现有研究稀少

疾病的经济负担是指由于疾病、失能和早死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了防治疾病而消耗的卫生资源[12]。包括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和无形经济负担，其中直接经济负担又分为直接医疗经济负担、直接非医疗经济负担。它通过将不同测量方法的结果向同一指标转换，求得统一单位(如“元”)来表示的疾病的经济负担，完成三者的合并。

由于健康需求的无限性和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对疾病经济负担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解决如何实现有限的卫生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利用，以及卫生资源的再分配问题。可以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卫生政策、合理控制卫生费用、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和对比不同疾病或伤害的经济负担，也可为疾病治疗的效益分析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但是，医疗领域的经济负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起步比较早的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就开始相关研究，而我国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出现在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目前，国内关于不孕症的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较少，而且大部分都是针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部分对传染性疾病，而对不孕症领域、辅助生殖技术（ART）治疗的相关研究就更少了。

检索多种文献工具，相关报道不多。广西区内报道了IVF与IUI助孕成本效益、腹泻病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季静娟等[13]对微刺激方案和长方案在卵巢低反应患人群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种方案的促排卵治疗效果及经济成本。倪郝等[14]分析了40岁以上不同窦卵泡（AFC）数的接受IVF/ICSI-ET女性的临床结局及所需治疗成本，结果表明不同基础AFC数的女性所需治疗成本相差不大。在Pubmed上检索国外相关文献，Moolenaar等[15]对部分不孕妇女卵巢储备功能进行了评估分组，以比较各组的出生率、每周期花费、每个活产婴儿的平均费用。在此研究基础上，van Tilborg等[16]又进行一项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是否个体化FSH用量方案优于标准用量，目前这项研究尚未结束。Custers等[17]也对不明原因不孕的妇女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主要是比较她们分别行期待疗法和即时治疗的结局。结果表明：期待治疗组和即时治疗组在开始的6个月的妊娠率差别是没有显著意义的，期待治疗组既减少了治疗花费，又对获得妊娠和获得妊娠的时间的概率没有不利影响。在IUI的治疗方案选择方面，NoriegaPortella等[18]则回顾性分析了不同剂量的来曲唑联合促性腺激素的促排卵方案治疗，此研究却未详细统计各组的治疗花费，也未对各组的经济效益进行相应的分析。另一项由Mukherjee等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也表明了联合来曲唑的治疗方案成本更低，并且效果相差不大。对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的拮抗剂-单胚胎移植方案和垂体降调节-双胚胎移植方案的效果和成本进行分析。此研究表明，拮抗剂-单胚胎方案不仅在直接医疗成本上低于垂体降调节-双胚胎移植方案（1559欧元 vs. 1977欧元），在妊娠期间和围产期护理上的花费也少。在经济负担的研究上，研究者不但计算了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的各项费用（包括直接医疗费用、误工费及车旅费等），还计入了不孕症患者妊娠期及预产期的后6周内并发症的治疗和母婴的护理。

4 小结

人口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在我国老龄化趋势越发严重、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期人口形势转变，在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表明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逐渐成为缓解部分人口压力的一种手段，为越来越多的不孕夫妇带来了希望。由于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费用过于高昂，国外一些国家很早就将不孕症行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服务纳入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在我国，为不孕症患者提供优质并且价格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这样大的发展趋势下，加快加深对不孕症患者经济负担的研究，帮助政府了解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今后制定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方法和途径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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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课题

课题名称：不孕症患者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疾病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研究

课题编号：Z-B2023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