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会因素对晚期NSCLC一线免疫治疗预后的影响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心理社会因素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一线免疫治疗预后的影响，旨在为临床制定身心同治的综合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数据库，纳入2024年6月至2026年1月接受一线免疫治疗的200例晚期NSCLC患者，收集其详细资料，根据疾病进展及生存状态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123例）与预后不良组（77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心理社会风险分层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差异。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在SDS评分、SAS评分、SSRS评分、MCMQ-回避、MCMQ-屈服、家庭月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重度抑郁/焦虑、社会支持低下、消极应对方式及家庭月收入<5000元是晚期NSCLC一线免疫治疗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生存分析显示，心理社会高风险组PFS和OS均短于低风险组（P<0.05）。结论：心理社会因素会直接影响晚期NSCLC患者一线免疫治疗的预后。临床实践中应高度重视患者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环境，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旨在改善患者生存结局。

关键词：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心理社会因素；预后；影响因素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一线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阻断PD-1/PD-L1通路，重新激活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显著延长其生存期。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仅靠生物学指标已不足以全面解释患者预后的个体差异。晚期NSCLC患者在确诊及治疗过程中，常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及应对疾病的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其免疫功能和治疗依从性。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心理社会因素对晚期NSCLC患者一线免疫治疗预后的影响，为制定综合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开展时段设定为2024年6月至2026年1月，基于数据库纳入在我院接受一线免疫治疗的200例晚期NSCLC患者，包括男性133例，女性67例；年龄38至78岁，平均（58.66±8.51）岁；其中有鳞癌77例，腺癌123例。所有患者均规律接受免疫治疗并完成随访。

1.2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标准的一线免疫治疗。每3周为一个治疗周期，每完成2个治疗周期进行一次疗效评估；借助增强CT或MRI进行检查，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评估疗效。

在患者确诊并准备开始一线免疫治疗前，由专科护士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指导患者填写问卷。问卷包括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医学应对问卷（MCMQ）。

1.3观察指标

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文化程度等。

心理社会因素：包括SDS评分、SAS评分、SSRS评分、MCMQ各维度评分及家庭月收入。

预后判定：以患者开始免疫治疗后半年内的疾病进展和生存状态作为预后判定依据。预后良好：未出现疾病进展（PD）且存活。预后不良：出现疾病进展或因任何原因死亡。据此将200例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123例）、预后不良组（77例）。同时记录PFS（从治疗开始至疾病进展或死亡）和OS（从治疗开始至死亡或末次随访），用于生存曲线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SPSS 26.0软件。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数据对比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采用χ²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SDS/SAS、SSRS及MCMQ评分构建心理社会风险分层，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PFS和OS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以P<0.05作为差异具备统计学显著性的判定阈值。

2 结果

2.1单因素分析

两组在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文化程度等资料上，数据对比无差异（P>0.05）。在心理社会因素方面，两组SDS、SAS、SSRS、MCMQ中的回避与屈服维度评分、家庭月收入均有差异（P<0.05）。见表1。

表1：两组心理社会因素及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

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重度抑郁/焦虑、社会支持低下、消极应对方式及家庭月收入<5000元是晚期NSCLC一线免疫治疗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晚期NSCLC患者预后不良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3生存分析

根据心理社会风险分层，低风险组114例，高风险组86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高风险组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均短于低风险组。低风险组与高风险组中位PFS分别为12.6个月和8.4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²=16.382，P<0.001）；低风险组中位OS未达到，高风险组中位OS为14.8个月，18个月OS率分别为68.4%和4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²=9.817，P=0.002）。见图1。

图1：不同心理社会风险分层晚期NSCLC患者PFS与OS Kaplan-Meier生存曲线

3 讨论

在全球范围内，NSCLC都是发病率、死亡率居首位的恶性肿瘤，患者的疾病负担极其沉重。尽管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中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但临床实践中，患者的预后差异仍十分显著。传统研究多聚焦于肿瘤突变负荷（TMB）、PD-L1表达水平、驱动基因突变状态等生物学指标对疗效的预测作用。然而，随着心理神经免疫学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证实，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社会心理环境的共同调控。晚期NSCLC患者在面对疾病确诊、预后不确定性、长期治疗压力时，常处于强烈的心理应激状态。因此，单纯从生物学角度评估和干预，已难以满足现代精准医疗的需求。深入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抗肿瘤疗效，是对现有生物学预后评估体系的重要补充，更是实现肿瘤患者身心同治模式的必然要求。

本研究显示，抑郁与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是影响晚期NSCLC患者一线免疫治疗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2.924）。生存分析进一步提示，心理社会高风险患者的PFS和OS均明显缩短，说明心理社会负担不仅影响近期疗效判定，也可能转化为持续的生存风险。抑郁和焦虑，是晚期肿瘤患者最常见的心理共病，其影响预后的机制极其复杂且深远。首先，在神经内分泌层面，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会导致HPA轴功能持续亢进，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分泌增加，最终导致外周血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高浓度的皮质醇与免疫细胞表面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后，会强烈抑制T淋巴细胞的增殖与活化，诱导淋巴细胞凋亡，并促进调节性T细胞和髓源性抑制细胞的分化与扩增[1]。这种免疫抑制微环境，也会直接削弱PD-1/PD-L1抑制剂解除T细胞耗竭、恢复抗肿瘤应答的药理作用。其次，心理应激还可激活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儿茶酚胺类递质，通过β-肾上腺素能受体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加速疾病进展。此外，严重的抑郁焦虑往往伴随行为学改变，以及治疗依从性显著下降。患者可能因极度畏惧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而自行中断治疗或拒绝定期复查，从而错失最佳治疗时机，直接导致生存期缩短。社会支持水平低下，同样是预后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OR=2.622）。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而晚期NSCLC的免疫治疗周期长、费用高昂，经济毒性带来的客观支持匮乏，会直接降低患者的社会支持体验，加剧心理应激反应。从机制上看，低社会支持会导致患者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与无助感，这种情感剥夺不仅会激活上述神经内分泌应激通路，还能通过促炎通路介导免疫抑制。社会孤立又会导致促炎细胞因子的持续释放，这些炎症因子不仅能直接诱导肿瘤细胞表达PD-L1，介导免疫逃逸，还能促进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促肿瘤的M2型极化，抑制CD8+ T细胞的浸润与杀伤功能[2]。相反，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心理应激的缓冲器，能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与疾病控制感，增强其对抗疾病的心理韧性，使其在治疗过程中保持更高的配合度与积极性。消极应对方式（回避与屈服）也显著影响患者的生存预后（OR=2.277）。面对晚期癌症的重大生命危机，采取回避或屈服应对方式的患者，往往缺乏主动求医和自我健康管理的意愿[3]。这类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表现出极低的健康素养和自我照护能力，对免疫治疗潜在的致死性不良反应缺乏警觉，未能做到早期识别和及时就医。同时，屈服应对方式反映患者的习得性无助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放弃会导致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和多巴胺水平失衡，进一步抑制机体免疫功能。采取积极面对方式的患者，则倾向于主动获取疾病知识、积极参与治疗决策、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从而在治疗依从性、不良反应管理及生活质量方面均表现出明显优势，最终转化为生存获益。

针对上述心理社会因素对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预后的负面影响，临床医护人员应在常规抗肿瘤治疗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心理肿瘤学理念的多维度综合干预策略。（1）建立常规筛查-阶梯干预的心理评估与管理机制。在患者接受一线免疫治疗前及每个治疗周期，应将SDS、SAS等心理量表，作为常规临床评估工具，实现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对轻度焦虑抑郁的患者，可由专科护士实施以认知行为疗法（CBT）为基础的心理干预，通过认知重构帮助患者纠正灾难化思维，并辅以正念减压疗法（MBSR），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对中重度心理障碍患者，应及时转介至心理卫生中心，由精神科医师进行系统性的心理治疗联合药物干预，从源头上阻断心理应激对免疫系统的负面调控[4]。（2）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有效缓解患者面临的经济-情感双重压力。一方面，医护人员应主动开展家庭赋能教育，强调家庭成员在情感陪伴与日常照护中的不可替代性，指导家属掌握沟通技巧与基础护理知识，为患者营造充满爱与包容的家庭微环境；另一方面，针对免疫治疗带来的经济毒性，医院应引入临床药师或财务导航员，协助患者全面了解医保报销政策、大病救助基金及临床试验入组机会，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负担，提升患者的客观支持水平。（3）引导并重塑患者积极的应对方式，提升其疾病自我管理能力。运用动机访谈技术，激发患者改变的内在动力，纠正其回避或屈服的消极态度。通过定期举办健康宣教讲座和病友互助支持会，邀请治疗效果良好、心态积极的患者分享抗癌经验，发挥同伴支持的示范效应[5]。同时，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向患者清晰阐述免疫治疗的科学原理、预期获益及自我监测要点，帮助患者建立理性的疾病认知，增强其对治疗的信心与控制感，优化心理状态，协同提升免疫治疗的临床疗效与远期预后。

综上，心理社会因素在晚期NSCLC患者一线免疫治疗的预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肿瘤临床实践中，必须转变传统单一的生物医学治疗视角，将心理社会评估纳入常规诊疗流程。通过相关干预措施，最终实现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的临床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郑旭,赵亚莉,孙楠楠,等.终末期原发性肝癌患者家属心理应激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医药,2024,46(17):2691-2693,2699.

[2]张雪红,谢俊玲,程丽.中晚期肺癌患者社会支持、希望水平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研究[J].循证护理,2025,11(22):4703-4708.

[3]朱明元,鲁才红,林婉婷,等.领悟社会支持在恶性肿瘤患者性格优势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J].护理学杂志,2023,38(8):87-90,94.

[4]孙晓光,邵洁.认知行为疗法结合精细化营养支持对中晚期肺癌初诊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25,11(2):61-64.

[5]李韶珺,杨丰华,程丽娜,等.引导式健康教育在中晚期肺癌化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癌症进展,2024,22(20):2259-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