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红色文化是由党领导人民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形态，也是民族精神谱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两个结合”为红色文化赓续传承赋予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论，有着深厚的理论、历史以及实践意义，它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历史、理论、价值这三个方面。实践路径要在话语转换中激发时代生命力，在科技赋能时扩大传播的辐射范围，在制度创建之时筑牢持久的保障力量，三者相互促进才能实现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两个结合”；红色文化；赓续传承；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给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红色文化扎根于中国大地，融合了传统文化血脉，本身就具有“两个结合”方法论的基因。从这一视角去考察红色文化赓续传承，是对本质特征的重新认识、对规律的再次把握。本文从意义阐释、内在逻辑、实践路径这三个方面对红色文化赓续的原因、方式和途径进行系统的回答，给红色文化赓续提供学理支持和实践参照。

一、“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深化对红色文化本质规律的科学认识

“两个结合”为认识红色文化产生机理、本质规律赋予了新的框架。第一个“结合”说明红色文化是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实践性文化形态，打破了它只是革命宣传品的狭隘认识；第二个“结合”说明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语境下革命性转化的结果。贯通性的角度使红色文化的研究由原来单一的政治教育模式扩展成了历史、理论、实践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性的学术领域^[1]。

（二）接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脉

红色文化赓续就是民族复兴进程中文化根脉的延续和弘扬。“两个结合”说明，马克思主义因为同中国国情、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而扎根，红色文化因为兼具真理力量和文明滋养而有持久感召力。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来审视红色文化，把红色文化放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大历史脉络中去定位，使其成为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文化纽带，体现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回归。

（三）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根本方法论遵循

“两个结合”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第一个“结合”要求红色文化传承扎根于当代改革建设的实践之中，回应群众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第二个“结合”就是挖掘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用中国风格来讲好红色故事，使表达方式更符合民族审美习惯。双重方法的指引使传承实践既有现实的指向性又有文化的根基性。

二、“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百年主题演进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历史逻辑，深深地嵌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是以革命斗争为内容，以唤醒民众、凝聚力量、鼓舞斗志为主要功能的革命文化，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第一个“结合”最鲜明地体现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文化成了革命动员最强的号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主题由革命转向建设，以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改天换地的奋斗姿态。改革开放以后，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发生着功能调整和形态改变，渐渐形成了红色旅游、红色教育、红色文艺等多样的传承途径。进入新时代以后，红色文化被纳入文化自信建构的战略体系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说明，红色文化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坚持“两个结合”的要求，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同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度对接。赓续传承的历史逻辑要求后人不能把红色文化变成博物馆里的一堆静态的遗物，而应该在历史主题的接续发展过程中不断给它注入新的时代精神^[2]。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表达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理论逻辑，深深扎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内在机理里。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华文化土壤里“嫁接”“生长”的结果，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它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文明，它的生长条件是中国具体实际。在这一生成的过程中，“第一个结合”保证了红色文化具有实践品格和问题导向，它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回答中国的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的解决，而不是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推演；不是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移植，而是立足中国大地、为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第二个结合”使红色文化的民族品格和文化主体性得以体现出来，它并没有用抽象的普遍性来消解中国革命、建设的特殊性，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同时，赋予了带有民族形式的文化呈现，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红色文化理论形态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起不断发展。赓续传承的理论逻辑认为，红色文化的核心生命力不是它的具体历史事件或者人物符号的外在形式，而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成果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信仰力量。离开了“两个结合”的理论自觉，红色文化传承就会沦为空洞的形式展演而失去精神实质^[3]。

（三）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价值逻辑，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两个结合”在价值层面的交汇点，就是“人民”二字。从“第一个结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在中国具体实际中转化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红色文化就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文化呈现。从“第二个结合”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有很高的价值契合度，在红色文化里实现了有机融合。红色文化里所包含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奋斗精神，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表达。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价值逻辑就变成了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需求。赓续传承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单向灌输，而应该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用红色文化的浸润和感召来激发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内在动力，把红色基因真正融入民族血脉，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三、“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实践路径

（一）以“两个结合”重构红色文化的现代表达体系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第一条实践途径就是进行话语体系的时代转换和民族化建构。“第一个结合”要求红色文化话语要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接受习惯，不能使用“革命腔”“口号式”的陈旧表达，把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结合起来，把政治话语和生活话语结合起来，使红色文化从高高在上的“宣讲材料”变成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在红色文化教育、宣传、文艺创作中，用平实、生动、有温度的语言来讲述红色故事，用普通人可以感知、理解的方式呈现革命精神的内在价值。“第二个结合”要求红色文化话语自觉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智慧和审美范式，达到“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有机统一。在红色文化阐释中要加入中华美学精神，利用传统诗词、典故、修辞这些文化资源来加强话语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在红色文化叙事方面可以参照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寓论断于叙事”这种写作风格，使事实本身说话，精神借助故事表现出来，在红色文化仪式和节庆活动中加入传统礼乐文化的合理成分，从而加强庄重感和神圣感。话语转换的本质就是在保持红色文化政治方向和价值内核的基础上，用“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指导，使红色文化的表达方式更符合民族心理结构和时代审美需求，达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民族话语的有机融合。在具体实践中，可组织基层宣讲员、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共同参与红色话语创新工作坊，围绕经典红色故事进行多版本表达尝试，并面向不同年龄群体开展试听反馈，以受众接受度验证话语转换的实际效果^[4]。

（二）以数字技术创新红色文化传播传承方式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深度改变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科技赋能成为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实践途径。第一个结合要求科技赋能要立足于中国数字化发展实际情况，发挥中国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利用庞大的用户基础，建立覆盖面广、触达精准的红色文化数字传播矩阵。具体来说，应当大力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储存和开发，创建起全国性的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平台，实现跨区域、跨层次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利用，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沉浸式技术，对重要的革命遗址、重大历史事件展开数字化复原和情景再现，让受众摆脱时空束缚，拥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依靠算法推荐、社交流传这些技术手段，实现红色文化内容的精确分发与裂变式的传播，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推出契合其媒介消费习惯的短视频、互动游戏、数字藏品等新质文化产品。“第二个结合”要求科技赋能不能成为纯粹的技术炫技，而应该自觉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技进乎道”“器以载道”的思想智慧，让技术手段为精神内涵的传播服务而不是喧宾夺主。在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传播方式的时候，要始终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保持敬畏之心，重视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深层次实现，防止因为过度娱乐化、碎片化而造成红色文化严肃性、完整性被破坏。科技赋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数字空间里扩大红色文化的可及性、吸引力，实现红色文化的破圈传播与代际传承^[5]。

（三）构建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长效机制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不能依靠零散的、偶然的、运动式的活动来完成，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和持续的动力支持。第一个结合要求制度建设要从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体系、文化管理体制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具体制度设计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把红色文化传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中，确定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和考核指标；二是完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对革命文物、革命遗址、烈士纪念设施等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和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红色文化教育的常态化机制，把红色文化有机地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以及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之中；四是建立红色文化传承的绩效评价和反馈机制，用科学的评价来指导实践的改进。“第二个结合”要求制度建设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养分，借鉴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法合治、教化为先的治理经验，在刚性制度约束的基础上加强柔性文化教化的作用。具体来说，要促进红色文化传承同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把红色文化元素融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社会规范中，使之成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内在准则；发挥家庭在红色文化传承中的基础性作用，倡导红色家风的培育和传承，使红色基因在日常生活伦理中得到代际传递；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民间力量参与红色文化的保护、研究、传播，形成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制度保障的主要目的就是将红色文化赓续传承从外在的政策要求变成内在的制度惯性、文化自觉，从短期的行动策略变成长期的治理安排，保证红色文化传承的稳定性、持续性、有效性。

结语：“两个结合”为红色文化赓续传承提供方法论启示。从意义角度来说，它给理论增添深度，给历史延续赋予意义，给行动引领提供方向。从逻辑上讲，传承是将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完整体系。从实践角度来说，话语转换、科技赋能和制度保障三者共同发力，促使红色文化实现活态传承。这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课题，必须放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大局中来谋划，守正创新提供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王潇,宋明哲.“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的守正创新研究[J].中国军转民,2026,(6):228-230.

[2]杨美.“两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实践路径[J].时代报告,2026,(3):66-68.

[3]朱文琦.“两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学理意蕴与实践遵循[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5,54(6):699-705.

[4]康耘.“两个结合”视域下榆林红色文化叙事的创新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9(22):175-178.

[5]刘斌.“两个结合”视域下红色文化建设的运用逻辑和价值意蕴[J].临沂大学学报,2025,47(3):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