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市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现状及干预研究

摘要 目的 了解淄博市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并评价传染病健康视频干预效果。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对周村区502名农村居民进行现况调查，使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IDSHL）评估素养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因素。2025年9月至10月，在周村区随机抽取两个村，整群随机分为干预组（52人）和对照组（52人）。对照组进行常规宣传，干预组在此基础上接受4周的传染病视频健康教育，比较两组干预前后IDSHL得分差异。 结果 现况调查显示，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得分为（24.56±9.02）分，及格率81.1%。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结果显示，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相比，高中/中专（β=2.914，CI：1.920~5.855）和大专以上（β=3.888，CI：0.312~3.935）的得分更高；个人月收入水平>2000元者得分高于<1000元者（β=1.831，CI：1.152~4.676）；与自评健康状况为差者相比，自评为好（β=5.159，CI：0.375~9.943）的得分更高；每天平均上网时间>2小时者得分高于不上网者（β=2.405，CI：0.465~4.344）；与自评不了解传染病者相比，自评了解者得分更高（β=3.406，CI：1.865~4.947）；患有慢性病者得分低于未患慢性病者（β=-2.1235，CI：-4.305~-1.315）；与一般自我效能感≤20（低）者相比，21~30分者得分更高（β=2.810，CI：1.351~4.305）。干预研究显示，干预后干预组各维度得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且干预组干预后得分较干预前显著提升（均P<0.001）。结论 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水平、自评健康状态、每天平均上网时间、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慢性病患病情况及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影响。视频健康教育能有效提高其防控素养，具备推广价值。

关键词： 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影响因素；干预效果

Current status and intervention study on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teracy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Zhoucun district, Zibo city

WANG Ning, GUO Xue-mei, DU Yun-yun, WANG Xue-lian , BI Yan-qing, ZHAO Yun-feng, HE Xiao-yan

*Zhoucu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ibo ,255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literacy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Zhoucun District, Zibo City,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video intervention.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502 rural residents in Zhoucun District from December 2024 to June 2025. The Infectious Disease-Specific Health Literacy (IDSHL) scale for Chinese residents was used to assess literacy level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25, two villages in Zhoucun Distric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residents were cluster-randomized in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n=52) and a control group (n=52).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ublicity,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a 4-week infectious disease health education video intervention. Differences in IDSH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ross-sectional survey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literacy score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Zhoucun District was (24.56±9.02), with a pass rate of 81.1%. The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those with a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or below, residents with a high school/secondary specialized school education (β=2.914, 95% CI: 1.920~5.855) and those with a college education or above (β=3.888, 95% CI: 0.312~3.935)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dividuals with a monthly personal income >2000 RMB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ith <1000 RMB (β=1.831, 95% CI: 1.152~4.676). Compared to those who self-rated their health as "poor", those who self-rated it as "good" had higher scores (β=5.159, 95% CI: 0.375~9.943). Those with an average daily internet use time >2 hours scored higher than non-users (β=2.405, 95% CI: 0.465~4.344). Residents who self-rated as "knowledgeable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 self-rated as "uninformed" (β=3.406, 95% CI: 1.865~4.947).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diseases scored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β=-2.1235, 95% CI: -4.305~-1.315). Compared to those with a general self-efficacy score ≤20 (low), those scoring 21-30 had higher literacy scores (β=2.810, 95% CI: 1.351~4.305). The intervention study showed tha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cores across all dimensions and the total IDSHL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Furthermo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s post-interven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ir pre-intervention scores (all P<0.001). Conclusi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literacy of rural residents in Zhoucun District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level, monthly personal income,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average daily internet use time, self-perceived knowledg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hronic disease status, and self-efficacy. Video-based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is literacy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Infectious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s; Intervention effects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健康素质虽得到逐步改善，但由于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健康教育普及程度较低，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居民健康知识获取途径依然有限，农村地区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1]。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在获取、理解和运用传染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做出健康决策的能力。传染病健康素养作为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传染病的基本知识、预防措施及治疗方法等多个方面[2]。提升农村居民的传染病健康素养，已成为筑牢基层健康防线、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关键举措。然而，既有的传统健康教育模式常受形式单一、可及性不高等因素制约，其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3]。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创新干预手段提供了契机，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化健康教育形式凭借其直观易懂、便于传播的优势，成为提升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的重要载体与新路径[4]。鉴于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传染病健康视频干预措施的效果，以期为构建针对性提升策略、切实改善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包含现况调查与干预研究两部分，均以淄博市周村区农村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

1.1.1 现况调查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周村区5个镇中，每个镇随机抽选5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抽取20名符合标准的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3份，有效问卷50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9.80%。现况调查于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完成。纳入标准：①年龄≥16岁；②拥有周村区农村户籍；③过去一年内在农村居住时间≥6个月。排除标准：①户籍在农村但长期（过去一年内居住时间<6个月）在城市居住者；②户籍在农村，但在城市有自有住房且主要居住地在城市者；③户籍在农村的在校大学生。

1.1.2 干预研究对象 干预研究采用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为避免与现况调查产生沾染，干预研究另行从现况调查以外的村中，选取两个在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及卫生条件方面相似的行政村。采用抛硬币法，将两村随机分为干预村与对照村。随后，从两村中分别招募符合上述纳入与排除标准的居民各52名。

1.1.3 样本量估算 现况调查研究：依据陈峰教授[5]主编的第2版《医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描述性研究中多因素分析的样本含量通常为其自变量数的10至20倍。在本研究中，自变量数为15个，故样本含量选取自变量数的20倍，即样本量为300人。鉴于可能存在错填、漏填及无效问卷的情况，导致样本含量不足，因此将样本含量增加20%，最终确定样本量至少为360人。实际调查过程中，共完成503份问卷，有效问卷502份。

干预研究参考孙振球主编的《医学统计学》（第4版）[6]“两样本均数比较”的样本含量计算公式进行估算，具体公式如下： 设定检验水准ɑ=0.05（双侧），检验效能1-β=0.9，查表，假定代入上述公式计算得。考虑20%的失访率，最终确定每组样本量为43人。实际干预过程中，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后均分别完成52份问卷，前后应答率均为100%。本研究通过了周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号：[2024]01001号）。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通过文献回顾[7]，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及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等）。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IDSHL）[8]用于评价研究对象的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该量表包括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与治疗、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4个维度，共28个条目。计分方法为根据条目答对率的倒数赋予难度系数作为条目得分，总分范围0~38.62分，以≥16.74分为及格。量表信效度良好，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4，内容效度>0.8。本研究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进行调查，所有调查员均经统一培训。

1.2.2 干预研究方案 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宣教，仅发放传染病防控相关宣传折页。干预组在常规宣教基础上，接受为期4周、以视频为核心的健康教育干预。每周设定一个核心主题，依次为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血液传染病、体表传染病。每周围绕一个主题，通过微信群每日向干预对象推送一个相关核心教学短视频（时长3~6分钟），拍照记录学习过程，并提供辅助学习材料。干预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模式实施：对于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通过组建微信群集中推送学习视频，并辅以一对一微信随访答疑；对于无法独立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则由干预人员通过电话预约，入户或在村活动室集中播放视频并进行现场讲解与答疑。干预研究的基线调查于干预开始前一周内完成，干预结束后一周内进行终末调查。所有问卷均由调查员现场指导、研究对象独立填写后当场回收。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26.0进行统计学分析。本研究传染病防控素养得分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F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收回502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9.80%。其中，男性256人（51%），女性246人（49%）。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4.67±17.91）岁，其中36~59岁组居多（40.04%）；文化程度为初中为主（39.64%）。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76.1%）；个人月收入为>2000者最多（40.84%）；无宗教信仰者占98.41%；每天平均上网时间>2小时者占30.68%；不吸烟者占81.87%；不饮酒者占72.91%；未患慢性病者占77.49%。详见表1。

2.2  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现状  研究对象传染病防控素养得分为（24.56±9.02）分，其中，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与治疗及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四个维度的得分分别为（7.59±3.62）、（8.13±2.29）、（4.34±2.78）及（4.51±2.61）；及格人数407人，及格率为81.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自评健康状况、每天平均上网时间、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是否患慢性病、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8个因素与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显著相关（均P<0.01）。详见表1。

2.3  传染病防控素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传染病防控素养总分为因变量，以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8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类变量进行亚变量设置，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按α入=0.05，α出=0.10）。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水平、自评健康状况、每天平均上网时间、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传染病防控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调整后R2=0.473，F=42.119，P<0.001）。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相比，高中/中专（β=2.914，CI：1.920~5.855）和大专以上（β=3.888，CI：0.312~3.935）的居民素养得分更高；个人月收入水平>2000元者得分高于<1000元者（β=1.831，CI：1.152~4.676）；与自评健康状况为差者相比，自评好者（β=5.159，CI：0.375~9.943）的居民素养得分更高；平均上网时间>2小时者得分高于不上网者（β=2.405，CI：0.465~4.344）；自评为了解传染病者得分高于自评不了解者（β=3.406，CI：1.865~4.947）；患有慢性病者得分低于未患慢性病者（β=-2.1235，CI：-4.305~-1.315）；以一般自我效能感≤20分为参照，21～30分组得分更高（β=2.810，CI：1.351~4.305）。详见表2。

表1  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表2 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总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4  视频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干预前，两组在传染病防控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过为期4周的健康教育干预后，干预组在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与观念、传染病的预防、传染病管理与治疗及对病原体和传染源的辨认四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组内比较显示，对照组干预前后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干预组干预后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高（均P<0.001）。见表3。

表3 不同组别居民干预前、后传染病防控素养得分比较（Mean±SD）

注：a为与对照组干预后相比，P<0.05。

3. 讨论 

3.1 淄博市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现状

本研究显示，淄博市周村区农村居民的传染病防控素养整体得分为（24.56±9.02）分，及格率为81.1%。这一结果提示，尽管多数居民已达到基本及格线，但整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分析发现，居民在防控知识、防护行为与健康管理能力等维度上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居民在基础传染病知识（如传播途径）方面认知尚可，但在实际操作技能以及健康信息的主动获取、鉴别与应用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与近年来国内部分研究调查数据相比[9]，本地区及格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低于高职护生的报告水平[10]，反映出不同人群差异仍然存在。此外，不同特征群体的素养水平分布不均。老年人群、低文化程度者及慢性病患者的得分普遍偏低，尤其在行为依从性与信息理解方面表现较弱。这表明，当前农村居民虽具备一定认知基础，但将知识转化为稳定、正确的防护行为，以及开展持续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仍显不足。农村地区在公共卫生信息传播的可及性、形式适配性与持续干预机制上仍面临挑战，居民在面对新发或突发传染病时可能依然是脆弱人群。因此，周村区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在结构上与高质量防控要求之间仍有差距。未来需进一步关注不同维度的素养失衡问题，并结合群体特征开展针对性强化，以切实筑牢农村传染病防控网络。

3.2 淄博市周村区农村传染病防控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水平、自评健康状况、每天平均上网时间、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具有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得分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居民，与北京市西城区研究结果一致[11]。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通常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理解与应用能力，更易接受健康知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因阅读和理解能力有限，接触权威健康信息的渠道相对狭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与能力均显薄弱，在传染病防控中处于更为不利地位。自评健康状况亦是重要影响因素。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居民，其防控素养水平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对自身健康评价积极的个体往往更关注健康维持与疾病预防，具有更强的健康责任感与行为执行力。他们更愿意主动学习和采纳防控建议，从而形成更完善的健康素养与行为模式。是否患有慢性病同样对防控素养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中，是否患有慢性病也是居民具有传染病防控素养的影响因素。与2021年河北省[12]、2019年盐城市[13]、2021年凉山州[14]研究的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未患慢性病的居民更加关注健康相关知识，从而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具备更好的认知与行为基础。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与自评不了解传染病的居民相比，自评了解者的防控素养更高，这与朱林芳[15]等的研究结果相符。分析其原因，自评了解者可能更主动关注和学习传染病相关知识，从而促进其防控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开展健康教育时，应重点加强对自评不了解传染病的农村居民的宣传与指导，采取反复、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个人月收入水平>2000元者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高于<1000元者，通常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因此其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较高，与于飞学者研究结果一致[16]。平均上网时间超过2小时的居民得分高于不上网者，这可能归因于网络媒体所具备的内容丰富、传播迅速、获取便捷等优势，为上网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健康知识。当前，互联网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健康教育工作者可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加大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另一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较高（21-30分）的居民，其具备较高防控素养的可能性更大。高自我效能感意味着个体对自己执行特定行为（如坚持防护、获取正确信息）的能力更有信心，这种信心能够增强面对健康信息时的学习动机、促进健康行为的采纳与坚持，并帮助克服实施过程中的困难，从而整体提升防控素养与实践水平。

3.3 干预措施效果评价  

本研究实施的视频健康教育干预在提升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方面效果显著。干预组在干预后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自身前后对比提升明显，表明该干预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次干预结合线上与线下形式，兼顾不同群体的可及性与使用习惯，尤其注重对低文化程度及老年人群的适应性支持。这一结果与Chan等[17]的研究一致，该研究通过视频健康教育显著提升了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种率。此外，Turza等[18]的研究也表明，与传统口头教育相比，视频教育能更有效地提升患者的疾病知识水平，减少并发症发生，并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以及多项证据[19-21]均进一步说明，视频健康教育是一种能够有效提升不同特征人群传染病防控素养的适宜策略。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采用现况研究，能够揭示关联但无法确立影响因素与素养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研究对象集中于淄博市周村区，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受限，结论外推至其他农村地区时需谨慎。第三，干预研究仅评估了干预后的即时效果，缺乏对中长期效果的追踪，因此无法判断视频健康教育带来的知识、行为改变是否具有持续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追踪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的长期变化趋势，通过扩大抽样范围、开展多中心协作，进一步提升样本的代表性与结论的外部效度。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设计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以更严谨的方式评估不同健康教育模式的短期与长期效果，从而为制定精准、可持续的农村地区传染病防控干预策略提供更高质量的证据支持。

综上所述，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控素养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水平、自评健康状况、每天平均上网时间、自评对传染病的了解情况、是否患有慢性病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实施视频健康教育干预，可显著提升该人群的防控素养水平。建议在今后的健康促进工作中，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患有慢性病及自我效能感较弱的群体，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强化行为引导，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基层支持。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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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

王宁：现场调查，论文构思设计，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并起草论文

杜芸芸：现场调查，论文构思设计

郭雪梅：现场调查，论文构思设计，研究设计与指导，分析、解释数据

毕研庆：采集数据，分析、解释数据，统计分析

王雪莲：采集数据，统计分析

赵云峰：采集数据，统计分析

贺晓燕：指导论文写作、对论文内容进行批评性审阅、为论文写作相关工作提供全面支持

基金项目；淄博市医药卫生科研项目（20241707099）；山东省公共卫生学会科研项目（SDPHA202404）

作者简介：王宁（1994—），女，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通讯作者：贺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