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籍测量在农村土地确权中的实践与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土地确权作为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农民权益、促进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其核心环节之一即是地籍测量。地籍测量通过精确测定土地的位置、形状、面积、权属界线等信息，为土地登记颁证提供法定依据，是连接土地实体与产权法律凭证的关键技术桥梁。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地籍测量的技术方法、组织实施模式以及应用深度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过程也面临着技术、管理、社会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文旨在结合新颖实践与具体案例，系统探讨地籍测量在农村土地确权中的现实应用及其暴露的突出问题，以期为相关工作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籍测量；农村土地确权；问题研究；实践对策

前言

传统的地籍测量主要依赖经纬仪、钢尺等工具，外业工作量大、效率低、精度易受人为因素干扰。当前，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为代表的新型测绘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农村地籍测量的工作范式。  

一、地籍测量在农村土地确权中的现状

首先，GNSS技术的普及使得控制测量和界址点测量的精度与效率大幅提升。例如，在华东某省的土地确权项目中，作业单位采用网络RTK技术，将平面定位精度稳定控制在厘米级，单日可完成数十个界址点的外业采集，较传统方法效率提升数倍。配合专业的手持GNSS数据采集器，现场即可实现坐标获取、草图绘制与属性录入的同步，有效减少了内业整理的工作量。  

其次，无人机航测与倾斜摄影技术为复杂区域的地籍测量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在西南山区某县，地块零碎、通视条件差、人员难以到达的问题长期存在。项目团队采用多旋翼无人机搭载五镜头倾斜摄影相机，对目标区域进行低空航摄，快速生成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图和实景三维模型。基于这些成果，内业人员能够在计算机上直接进行地物判读、边界勾绘和面积量算，大量外业实地核查工作得以转移至室内，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和安全隐患，同时也为争议地块提供了直观、立体的可视化依据。  

再者，遥感影像与GIS的深度集成，实现了土地信息从采集、管理到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数字化^[1]。中部某农业大县建立了统一的农村土地确权数据库与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以高分辨率卫星影像为底图，整合了所有确权地块的空间图形数据与属性信息。工作人员可通过平台进行图属互查、统计分析、变更管理，乡镇干部与农户经授权后也能在线查询自家地块的精确位置与确权状态的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也为后续的宅基地管理、土地流转、产权抵押等延伸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实践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尽管新技术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在地籍测量的具体实施中，仍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纯粹的技术范畴，涉及制度、管理和利益协调等多个层面。  

其一，技术应用与地方实际存在“水土不服”。新型测绘技术对设备、人才和经费的要求较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地形特别复杂的区域，往往面临资金投入不足、本地技术力量薄弱、网络基础设施不配套等困境。例如，在西北某偏远乡村，由于通信信号不稳定，网络RTK时常无法固定解，不得不频繁采用静态测量模式，拖慢了整体进度。同时，无人机航测虽然高效，但对于林木茂密、遮蔽严重的区域，地面信息获取仍不完整，后期仍需大量人工补测。技术的“普适性”与乡村“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需要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其二，历史遗留问题与现时测量之间的矛盾突出。农村土地历经多次调整，承包合同、台账记载的面积与实际耕作面积不符、“四至”不清、证地不一的情况普遍存在。在实地测量中，经常出现依据老合同指界与依据实际现状指界产生冲突的情况。例如，在南方某村，村民张某的老合同记载面积为三亩，但因其多年垦殖邻近的沟渠边坡，实际耕作范围已远超此数。测量时，邻接地块的李某对此提出强烈异议，认为张某侵占了集体土地。此类问题并非单纯的技术测量能够裁定，它涉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定、对既定政策的理解以及对集体成员权益的平衡，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其三，权属争议调解与测量工作衔接不畅。地籍测量是确权的前置环节，其成果是解决争议的重要依据，但测量队伍通常不具备行政裁决职能。实践中，测量人员常常陷入“测量—遇争议—停滞—等待调解—再测量”的循环。在华北某乡镇，因两户村民对一条田间小路的所有权归属争执不下，导致周围数十户关联地块的测量工作停滞近一个月。基层调解组织力量有限、专业法律知识不足，而诉诸司法程序则成本高、周期长，严重影响了确权工作的整体推进效率。测量与确权争议调处机制缺乏高效的协同与联动。  

其四，测量成果的后期管理与动态更新机制缺失。许多地区在完成初始确权登记颁证后，对于因土地流转、征收、农户分户、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的地块变更，缺乏及时、规范的地籍测量与信息更新流程。例如，在城郊某村，部分土地被依法征收后，相关地块的图形数据并未在数据库中及时核减或标注，造成数据库信息与实际情况脱节。这种“重初始、轻维护”的倾向，使得花费巨资建立的精确地籍数据库难以长期保持现势性，其应用价值随之衰减，无法有效支撑土地的精细化管理与市场化配置。  

三、对策与展望  

为充分发挥地籍测量在农村土地确权及后续管理中的支撑作用，必须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完善双轮驱动，直面并解决上述问题。  

在技术层面，应推动适应性技术的研发与融合应用。针对不同地区的地形、经济条件，推广成本适中、操作简便、抗干扰能力强的组合技术方案。例如，在信号薄弱区，可研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惯性导航单元的集成应用；在植被覆盖区，可探索激光雷达技术与无人机航测的结合。同时，加强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培育本土化的测绘服务力量，降低对外部技术团队的依赖。  

在制度与管理层面，亟需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地方政府应牵头，整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司法、乡镇街道等力量，组建包含测绘技术、法律政策、基层调解人员的联合工作专班。在测量启动前，充分进行政策宣讲与历史资料梳理；测量过程中，建立争议快速响应与调处通道，实现“边测量、边指界、边确认、边调解”；测量完成后，明确地籍信息动态更新的责任主体、经费来源和操作规范，确保数据库的鲜活性。  

在社会参与层面，必须始终坚持公开透明与农民主体原则。地籍测量全过程应向农户充分开放，利用移动应用、村务公开栏、三维实景模型等多种方式，公示测量草图、过程和结果，保障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指界、确认，将技术测量过程转化为明晰产权、凝聚共识的社会过程^[2]。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实景三维中国”建设的推进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渗透，农村地籍测量将向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地籍信息将不仅仅是静态的产权凭证，更能与农业生产经营、乡村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监测等深度融合，成为驱动乡村数字化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地籍测量在农村土地确权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技术核心角色。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工作的精度与效率，但同时也对制度设计、管理能力和社会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唯有通过技术创新破解测量难题，通过制度完善疏通实施堵点，通过社会协同凝聚各方共识，才能确保地籍测量成果的真实、准确、可靠，从而真正实现“确实权、颁铁证”的政策目标，为农村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曾洪明.测绘新技术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地籍测量中的应用[J].住宅与房地产.2021(12):24-25.

[2]陈薪.农村土地所有权确权中测绘的应用[J].河南科技.2020(14):14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