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域下档案文化传播工作创新研究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的传播方式带来很大改变，本研究基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有关精神，从档案文化的历史性与当代性、真实性与权威性等本质特性出发，兼顾技术驱动、用户需求和文化安全的实际存在情形，把握数字化传播当下所存在的技术运用分散度高、内容同质度高、产业发展局限性等实际情况，提出如技术普惠、内容破圈、互动提升等新策略，在激活使用和产业发展的促进上形成全覆盖、差异竞争、深度体验式的网络建构，使档案工作从“边缘”走上“中心”。

关键词：互联网；文档；文化传播；更新。

引言

档案由于记录史事、提炼区域文化、继承优秀文化的优势，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限量的价值。2021年6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档案产品创新开发、探索商业化途径。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档案文化推广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我们要主动用信息技术与新媒体工具发现档案文化的内涵，并认真探索其中所体现的内涵，同时创新手段强化档案文化的宣传，如此一来便可脱离以往档案管理工作和档案工作人员长处在淡薄与边缘化的局面，为社会所需，为大众服务，既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档案工作人员的职责。

1 档案文化的基本特征

1.1 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所谓档案文化，就是将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及其时代性完全有效地融合起来，它以各种方式表述和体现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特有的文化因子。如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些社会性的文化因子，作为这一时段历史记载物的“标本”，将某种社会认知传递下来，从而构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时空记忆。但不应理解为档案文化仅仅停留在古代的“历史化石”阶段，数字手段使之不断传递、延续下去。如故宫博物院，他们以百万级像素的摄影模式对186万余份的故宫文化典藏进行了拍摄、扫描，并且转化为三维形式。这样一来，《清明上河图》等众多历史文物都可以借助于虚拟现实(VR)让观众触摸到它的生命力，每天吸引数万人走进博物馆。这样一种古文化的与现代科技的碰撞，使这些历史资料以真实、有效的方式流传，焕发了其生命，完成了它在时空范围内的文化传递【1】。

1.2 真实性与权威性的双重保障

档案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唯一真实性，相较于其他文化，档案是以始源记录为基础形成的存在，而《档案法》又明确规定“禁止篡改、损毁档案”，以保证档案内容的可信性。在这网络性转移的过程中，这一真实性还得到了区块链技术的强化：河北省某档案馆构建了“区块链存储证据系统”，将档案电子复制件同档案的原件进行相关联，实现全过程的追溯性管理。档案的权威性，除了赋予了档案文化解读的权力以外，又比如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清实录》的编纂考证工作，这一工作历经数代学者考证而产生的学术权威性网络化转移至该学术资源数字资源库的IP价值【2】。

1.3 多元性与包容性的文化聚合

档案文化的多样来自于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四川省档案馆藏有的羌族释比名例、自贡市井盐契约等具有中华民族多样的文化性格。网络技术将其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库”由国家档案局设立，已经收录了58个世界记忆项目，并且多语种接口实现了国际化共享，像彝文书、东巴经等少数民族档案也突破地理限制流传下来，多样化不仅仅体现于内容上，也体现在了传播上，例如b站上的视频博主，以民国档案为背景改编出的悬疑剧每集观看量达两百万以上，证明档案文化具备极强的内容输出能力。

1.4 服务性与教育性的功能延伸

档案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以“存史、资政、育人”为服务宗旨。如某市档案馆所打造的“城市记忆”APP汇聚了1949年至今某市发展留下的所有“记录”，民众可依据定位来了解其所在地过去发生的变化，每天使用量达到15万次之多。此服务型的创新也形成了新的教育属性：由大学老师基于民国档案推出了一门“近代学制演变”的网络微课课程，并被教育部认定为优选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吸引了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注册学生。档案文化正逐步从传统的“资料库”走向新时代的“生产车间”，以大数据技术、数据可视化等助力学术研究与民众教育的精准需求【3】。

2 互联网视域下档案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2.1 国家文化战略下的时代使命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深化档案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应用”的策略指引，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之中，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保存、保护、传递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档案作为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载体，在日益国际化的时代，将其广泛传播关乎我国的文化自信的提升。如故宫博物院用“数字故宫”项目实现了186万档案数字化加工，2024年前上线浏览量达三千万以上，远远超过现实建筑访客数充分体现了政策引领、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档案文化传播已不再是传统的档案管理范畴，成为了国家战略文化信息化的一个环节【4】。

2.2破解传统传播的时空局限

网络化技术应用对档案文化传播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实体展馆来开展的档案文化传播活动因其受制于物理空间而较难发挥其最大程度的作用，如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城市记忆”展览馆每年参观人数为约12万人次，不过，其开发的AR增强现实技术平台依托二维码扫描即可浏览三维数字化档案，三个月的时间下载量超过50万人次。区块链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档案真实性证明的问题，浙江档案馆开发的“区块链存储系统”，将整个数字化建档过程全部囊括其中，确保网络上发布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样的技术手段不仅解放时空的限制，同时也为建立一个值得信任的数字文化的传送环境做好了铺垫【5】。

2.3 数字化原住民的文化消费转型

由于网络信息的消费主导权的让渡，Z世代已然在日益呈现对于文化消费的强依赖性。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对于90后的观众而言，对于历史的了解途径来自于短视频平台的占比为67%，而读传统书籍和参观博物馆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方式则分别占据23%和18%的比例，因此，档案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媒体消费模式转型的趋，说明这种形式的创新传播内容有效黏合住了年轻群体。用户的这种变化趋势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将档案传播的路线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

2.4 应对数字时代的记忆危机

面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档案文化的原生态形式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世界各国的档案馆都对“数字黑洞期”即对2023年的调查表明，自1980年代开始进行数字化保存的材料中，三分之一不能读取，存在着“格式过时”所带来的“灾难”，中国的档案馆也面临着如何保存磁带、光盘等早期的数字信息等挑战。互联网中的信息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是用云存储、数字复本的方式建立了一种“数字诺亚方舟”式的文化记忆机制，例如国家图书馆所构建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数据库”就采取了去中心化储存技术手段，确保着珍贵历史记录在数字的领域中得到永久性保存。

2.5 激活档案文化的经济价值

首先，依据《规划》提出的“产业化路径”的愿景“把档案的传输从公共领域引导向文化和经济等方向拓展”。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档案”品牌文创系列产品线2024年将会取得8亿元以上销售收入，前提是它可以将档案元素和当代创意设计紧密结合起来：以故宫档案中的《千里江山图》绘制作品为源头的产品、以清宫御膳菜单档案为源头的产品，借助网络筹款、网上直播等方式就可实现市场转换。这样的产业化路径不仅对档案保存事业有益处，也构成了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积极的循环，且提供了有可能跳出无意义状态的方案。

3 互联网视域下档案文化传播工作创新现状

3.1 数字化技术应用深化，但区域发展不均衡

当前，档案文化传播已经从“纸质保存”向“电子拷贝”的大跨进，根据国家档案局统计，全国92%以上的省级档案馆已经完成了馆藏档案的数字化，故宫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档案馆则成立了TB级数字资源库。技术的应用主要分为3个方面：①区块链的证明技术，目前浙江省、广东省创建了档案数字指纹库，可保障源文件与其复印件的哈希值；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搭建新的传播空间，例如敦煌研究所的“数字敦煌”计划，对200余座石窟高保真扫描，再现空间吸引5000万国外用户；③大数据分析技术有助于提升精准的信息输送，例如上海档案馆就使用用户行为数据优化了信息推送算法，“城市记忆”APP用户使用时长提升了45%。但技术的使用也存在地区落差问题，西部数字化水平只是东部的68%，阻碍信息的有效传播。

3.2 新媒体传播矩阵成型，但内容同质化严重

一个内容发布平台已建立，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各种社交媒体渠道外加B站、快手等短视频分享平台，例如四川省档案馆在抖音平台所开设的“揭秘巴蜀”，以解谜故事的方式科普民国的契约文书，视频每期点阅量超过1000万。江苏档案馆B站的“档案中的江南系列”播放，如明清时期契约文书动画宣传片，获“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然而内容的创作仍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是严肃和娱乐的张力，有的平台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对档案做了夸张的解读；其次缺乏创新能力，76%的省级档案机构都选择了同主题；最重要的是仅12%的机构向社会开放其档案资料库，交由公众进行再创作，极大地削减了影响力。

3.3 互动体验模式创新，但技术门槛限制参与度

互动式传播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核心，例如湖北档案馆开发的“档案修复师”微信小程序，基于AR让用户置身于修复古籍的过程，目前已收集到10万多份虚拟修复作品；但技术的壁垒又降低了人们的参与度：基于VR技术需配置高性能的硬件设备，在偏远农村地区的普及率仅为15%上下；同时，由于区块链存储系统的高门槛操作流程，导致老年用户流失率高达37%。因此，降低技术门槛来增强用户参与度，是开拓受众核心瓶颈。

4 互联网视域下档案文化传播工作创新策略

4.1 构建全域覆盖的数字传播基础设施

要解决区域差异性的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需要打造“东西协作，城乡兼顾”的技术发展普及模式，首先开展“档案数字化拷贝行动”，在国家档案局的号召下，联合东部科技强省和西部档案部门，研制出价廉物美的便携式拍摄设备和互联网处理程序，使西部地区档案数字化的花费减少了四分之一。其次完善手机终端的使用环境，研发针对老年人的“初级版”档案APP，采用语音交流和大字排版等方式促进长者的使用率，还可向农村群体提供“数字文化下乡”方案，在村委会安放AR档案展示装置，使农夫足不出户就能阅读地方档案文献。最后建设全国性的档案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目的在于通过这一系统把东部算力和西部档案信息很好地融合起来，例如利用浙江的区块链认证技术对贵州进行信息传送，以便强化整体传递效率。

4.2 打造差异化的档案IP矩阵

为解决内容同质化问题，建议建设“学术深度+大众兴趣”的内容生产体系。一是实现“档案揭秘”计划，由专家、网红、非遗传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如故宫博物院在哔哩哔哩做了一部《档案中的清朝那些事儿》，采用专家解析+动画呈现的方式，每集播放量达八百万次。二是基于地方性档案开发特色IP，如云南档案局在“茶马古道”交易合同的基础上开发了“马帮传奇”沉浸式剧本杀，使年轻人可以通过商业档案的形式认识档案。三是采用AI生成定制化的档案内容，通过开发“你的档案故事”工具，通过个人生日即可自动生成所处年代的档案片段如1990年代婚书样式、2000年代粮票回忆等，增强用户带入感。

4.3 设计低门槛的沉浸式体验场景

为实现技术易入门这一目的，我们将采取“轻量化+趣味化”交互方案。一是我们开发一款名称为“档案修复师”的移动终端程序，让用户可以徒手滑动等方式模拟擦拭旧书上的污痕、提高文献的字迹可辨度等虚拟修复行动，同时为他们的修复行动提供个性化的数字反馈，强化他们的投入程度。二是我们推出名为“时间与历史博物馆”的VR应用场景，让其用户通过VR身体分身等环节进入并通过完成特定任务而获取档案，如若他能收集到十份民国地契即可换回实体文化纪念品，每天将有超过十五万个的活跃用户浏览该网站。三是我们开发名为“档案回忆协会”的社交平台，以此驱动用户公布自己的家庭档案(族谱或旧照片)，经过专家鉴定之后这些资源会被收纳进数字化档案库中，这样就会催生出一种新的“官方文件+家族记忆”的互渗生态环境，如福建省档案馆就成功收纳两万三千余个民间家庭档案。

4.4探索多元协同的盈利模式

针对产业模式缺位问题，构建一条“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主旨的产业发展之路。一是建立一个专门针对档案文化创新项目的补助基金，主要围绕数字化藏品开发、档案主题餐馆等新兴产业业态，如某地档案馆推出的“档案咖啡”，使用民国企业记录作为杯子的外包装，门店月收入12万人民币。二是打造一个“档案+教育”类产品并和旗下线上教学机构联合推出“档案中的历史课”产品，通过学分抵扣的形式招揽到更多的学生人群。三是建立档案数字化产权交易市场，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产权的智能分配。

5结束语

从网络视角看，档案文化传播已突破传统时空的局限和依赖，并形成了以科技为驱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行业联动为基础的新生态环境。通过如数字基建的普及、个性IP的构建、深度体验环境设计等方式不仅弥合了区域发展的鸿沟，打破了内容单一的窘境，而且释放了档案文化的商业化和全球性影响力。未来在区块链存储证明、AIGC的产生与运用、虚拟世界发展等更多科技的广泛应用下，档案文化信息传递将从“数据信息化”转向“信息数据化”，成为一个承载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人与人交流模式的重要工具。因此，作为档案工作者我们还应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即科技创造力和内容创造力，既要维护我们历史遗产，也要使档案事业参与其中，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为推动我国文化自信、自信自强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婧.文化传播视域下红色档案展览宣讲工作创新路径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5(3):114-118.

[2]鲍红英.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传播研究——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9(9):43-46.

[3]李晨,杨叶平.互联网新技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教育中的运用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43(1):78-81.

[4]吴晓烨,闻娱.跨文化传播视域下苗族服饰的传播策略研究[J].电子商务评论,2025,14(6):174-179.

[5]祝钰.文化传播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研究[J].焦作大学学报,2025,39(2):1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