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双减政策”第四类—全面标准化 校外培训行为的批判话语分析

摘要：双减政策(DRP)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人口老龄化、第三胎政策、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出台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工具—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被用于分析DRP第4类的官方文本，使权力、支配和控制的结构关系在话语中不言而喻。文章本身就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行政主体的优势力量和政府对国内市场的强大控制，同时也讨论了DRP第4类的社会影响，包括校外培训行业的崩溃，课外辅导公司因政府指导价而向非营利机构转型，失业和对教师职业的信心丧失。

关键词:双减政策，批评话语分析，校外培训

1 介绍

1.1 CDA

CDA(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批判话语分析研究，主要研究社会权力滥用、支配和不平等是如何在社会政治语境中被文本和话语制定、再现和抵制的。(Van Dijk，2001)

CDA不是一套具有明确定义的工具的同质理论; 相反，它是一个具有许多方面和许多不同理论和方法论的(Fairclough & Wodak，1997)。从理论上讲，CDA不仅吸收了语言学，还吸收了批判理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Johann W Unger, 2016)。Wodak (1997)认为，CDA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使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支配、歧视、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关系变得透明。 

1.2 “批判、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概念

“批判”的概念。“批判”一词被广泛误解(Widdownson, 1998)。批判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只关注社会互动和过程的消极方面，并将其定义为对与错。相反，批判意味着区分复杂性和否定容易的和二分的解释，这意味着使矛盾透明(Wodak,1999)。因此，“批判”本质上是使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可见 (Fairclough,1995)。   

“话语”的概念。“话语”被定义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Ruth

Wodak (2002)将话语描述为社会实践，暗示了特定话语事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构成它的情境、制度和社会结构:话语事件由它们塑造，但它也塑造了它们。在CDA中，话语是社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Fairclough，2001)。话语可以有多种形式或类型，不限于政策、叙事、书面文本(如信件或教科书)、对话、演讲、会议或课堂课程、非语言交流、视觉图像、多媒体和电影(Wodak & Meyer, 2009)。

权力的概念。由于话语具有如此重大的社会后果，它产生了权力的重要问题(Fairclough & Wodak，1997)。权力是CDA的关键概念(Wallimann, Tatsis，& Zito, 1977)。权力通常是制度化的，是分层组织的; 权力精英小团体在权力的制定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统治或滥用权力，涉及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控制。支配可能包括对行动的控制 (例如，限制他人的自由) 或对认知的控制 (例如，影响他人的意识形态立场) (Van Dijk, 1993)。  

 意识形态的概念。Thompson(1990)认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各种符号形式构建和传达意义的方式”的研究。此外，Eagleton (1994)认为，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牢记，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理性、欲望和想象，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CDA试图考察话语被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塑造的方式，以及话语在塑造这些关系中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CDA的目标显然是政治性的(Andrew,2008)。  

1.3 研究目的

据新华社2021年7月24th日报道，中国政府出台了一套指导方针，以减轻义务教育学生繁重的家庭作业和校外辅导的负担。这套政策指导意见被称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和课外辅导负担的意见》。人们通常称之为双减政策(Double Reduction Policy, DRP)。这些指导方针立即引起了中国教育以及其他行业和实体前景的剧变。

之前有很多关于DRP的研究，如Banglun Wu (2021) 研究了其对校外辅导班或上市教育辅导公司的影响。然而，很少有研究者尝试用CDA分析DRP。由于DRP是一套涉及社会不同实体的复杂政策，由8个主要类别和30个术语组成，本文将使用CDA理论中Norman 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重点分析第四类，涵盖项目13-15。

2. Fairclough的分析框架

CDA在很大程度上是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Fairclough，1992)。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但Fairclough的框架增加了一个“中介”的第三维度，“它将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来关注”(Fairclough，1992)。话语实践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主要关注文本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消费。该模式可以呈现如下:  

第一个层次是对词汇、语法、衔接和文本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第二个层次主要关注文本是如何产生、分布和消费的。将话语作为话语实践来研究，意味着应该关注言语行为、连贯性和互文性—将文本与其语境联系起来的三个方面。第三个层       则讨论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霸权过程(Blommaert, 2005)。期望这一框架能够对DRP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及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和其他社会背景进行探索和透明化。 

3 文本分析

在DRP的第4类中，带有禁止意义的单词达到17个，不同的词汇选择表示不同的禁止程度。下面这些词表达了最强烈的禁止语气，没有任何协商: “严禁”，“一律不得”，“坚决禁止“。

下面这几个词也有不允许的意思，虽然语气没有上面这些话那么坚定，但却传达了不可侵犯的权威: “不再”，“取消”，“不得”，“不超过”，“不少于”。 这些禁止性的词语清楚地说明了哪些行为在政策下是不被接受的，涉及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并确立了政策的崇高地位，这是不可挑战的，因此必须遵守。

这些话背后隐含的、合乎逻辑的主体是政府、法律制定机构和执法机构，他们要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因此，他们是这个权力结构中的主导者。这里行动的对象或接受者是校外课程主体辅导机构，线上线下，或者是非主体课外辅导机构，他们是被支配的群体。这些带有强烈表意的词语，显示了主管部门对相关行业和市场进行监管的决心和强烈意愿，也暗示了这一政策将产生的巨大影响。

其他表现出这种权力关系的词语包括: “从严治理”，“坚持从严审批”，“全面排查”， “清理整治”，“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依法依规坚决查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这些词和短语通常用在政府机构的正式文件中，带有行政或法律的力量，这些词的选择向公众表明，这项政策的分量很重，预示着实际的强力执行， 

3.2语法

Fairclough (1992)认为，可以分析语法的三个维度，以及它们所承载的语言功能:及物性(概念功能)；命令性(指示函数)；主题(文本功能)。

这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在选择的文本中找到。目标文本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及物动词，如“治理”和“审查”，它们清楚地说明了政府机构将采取什么行动，以及那些校外辅导公司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当行动的发起者是政府机构时，主体就被省略了。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文章以祈使句为主，表示行动过程，适合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文件的体裁。它有助于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果断和迅速的行动。语态也大多是主动的，表明主动权是政策发布方采取的。命令式还具有指示功能，旨在影响他人的行为，并很好地服务于文本的目的。

4. 话语实践分析

整套《DRP》由中共CPC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制作。这两个机构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它们联合发布的文件或政策本身具有最高权威，这意味着会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政策，并被中国公众视为政治和经济的“风向标”。因此，可以说DRP传达了中央权力的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本中果断和权威的基调。DRP的目标受众是中国的普通公众、各级行政机关、学校和其他行业。        

5. 社会实践分析

5.1 DRP的背景 

《中国教育服务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中国中小学教育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已达5184亿元。2021年3月市值及上市公司9770亿元。在DRP实施之前，2021年校外辅导机构有124万家，网络辅导公司有263家。从统计数据中我们知道，校外辅导现象过热，是孩子的巨大教育成本的原因之一。这也让许多父母不愿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造成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信息，中国的出生率已降至7.5%。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即“第三胎政策”公布，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DRP于2021年7月24th日颁布，仅比“第三胎政策”晚4天，被普遍认为是“第三胎政策”的配套政策。

5.2 DRP的实施与意义

自DRP实施以来，截至2021年2月25th日，原12.4万家校外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缩减至9728家，剩余的校外辅导机构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降幅达92%。对于在线校外辅导机构，能够合法经营的已降至34家，降幅达87%。可以说整个校外家教行业被成功的打垮和打压，可见中国政府对国内市场的强力控制。但它对目标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裁员。校外辅导部门的失业人数并没有准确的数字，考虑到那些被关闭的机构和那些不得不放弃的K-12教育辅导部门，这个数字可能也令人震惊。如果这些人无法进入私立或公立学校，或者转向非课程辅导行业，他们的教学生涯可能会结束。这对未来一代成为教师的前景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根据2022年2月发布的官方数据，对剩余校外辅导机构的预收费监管已全面覆盖，监管资金合计超过130亿元。各省都出台了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平均降幅超过40%。这将大大削减普通家庭的教育支出，减轻孩子之间不合理的校外竞争带来的沉重负担。随着大多数OCCST机构的消失，孩子们自己也不会被过度安排的课外活动所累，教育的主要领域将回到学校。

6. 总结

本文采用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对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文件DRP进行分析，明确了权力结构和支配地位——中国中央政府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很大，政策执行力在中国迅速而强大，课余辅导行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被打压。深化校外补习行业改革、强化学校作为教育主体领域作用的目标基本实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行业内教师的失业问题和从事教学事业的光明前景的破灭。

参考文献

Banglun Wu. 2021.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Out-of-School Remedial Classes.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203 

Blommae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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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mann, I., Tatsis, N. C., & Zito, G. V. 1977. On Max Weber’s defini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231-235. doi:10.1177/144078337701300308

詹芸芸 (Zhan Y.Y). 2012.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eacher Talk. 华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钟晓婷 性别：女，出生年月1989年12月，籍贯：广东，现在的职称：中学二级 学历：研究生，毕业院校：昆士兰大学  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