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江县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宫颈癥瘕)筛查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及服务模式与干预策略研究

摘要：目的：调查垫江县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态度、行为现状，探讨适宜的服务模式与干预策略。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垫江县2000名35-64岁外出务工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率为68.5%，正确态度持有率为72.3%，筛查行为参与率为45.8%，服务利用满意度为63.2%。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对各项指标均有显著影响（P＜0.05）。结论：垫江县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到行为存在转化断层，需建立适宜的筛查服务模式。

关键词：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态度；行为；服务模式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外出务工女性作为特殊群体，面临医疗资源获取困难、健康意识薄弱、经济条件限制等多重挑战，其宫颈癌筛查状况值得关注[1]。垫江县作为典型的劳务输出县，大量女性外出务工，该群体的宫颈癌筛查服务需求与现有服务供给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目前关于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的研究相对匮乏，缺乏针对性的服务模式和干预策略。深入了解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的知识、态度、行为现状，探索适宜的服务模式，对于提高该群体筛查参与率、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5年1月-2025年9月户籍在垫江县的35-64岁外出务工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35-64岁的外出务工女性；②无宫颈治疗史；③有完整宫颈；④能正常沟通交流；⑤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无性生活史；②妊娠期女性；③患有生殖道肿瘤；④不愿意参与本研究。

本研究共调查2000名外出务工女性，回收有效问卷1958份，有效回收率为97.9%。调查对象年龄35-64岁，平均年龄（46.8±8.3）岁。

1.2 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进行分层，分别抽取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个乡镇卫生院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调查1000人，共调查2000名外出务工女性。

调查方法采用自填式和访问式相结合的问卷调查。调查员由县级医疗机构妇科医生与妇女保健医生组成，调查前进行严格培训。对于文化程度较高、能清楚理解问卷问题的人员采用自填式调查方式；对于不识字、理解有障碍的人员采用一对一访谈式调查方式，问卷由调查员询问并帮助填写。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等）、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宫颈癌筛查态度、宫颈癌筛查行为、筛查服务利用情况等。问卷设计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征求专家意见后形成，并通过预调查进行修订完善。

1.3 观察指标

①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情况：总分100分，≥60分为知晓。②宫颈癌筛查态度评估：总分100分，≥60分为正确态度。③宫颈癌筛查行为参与情况：近3年内接受过宫颈癌筛查定义为有筛查行为。④筛查服务利用满意度：总分100分，≥60分为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情况

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总体知晓率为68.5%。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对知识知晓率均有显著影响，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2.2 宫颈癌筛查态度评估

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正确态度持有率为72.3%。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对正确态度持有率均有显著影响，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态度比较

2.3 宫颈癌筛查行为参与情况

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行为参与率为45.8%。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年龄组对筛查行为参与率均有显著影响，见表3。

表3 不同特征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行为参与情况比较

2.4 筛查服务利用满意度

外出务工女性对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满意度为63.2%。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类型对服务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4。

表4 不同特征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满意度比较

讨论

本研究发现垫江县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率为68.5%，正确态度持有率为72.3%，筛查行为参与率为45.8%，服务利用满意度为63.2%。知识到行为的转化存在明显断层，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较差，这一现象反映了知识-态度-行为模式在特殊人群中的复杂性。外出务工女性虽然具备一定的筛查知识和积极态度，但实际行为参与率明显偏低，提示仅仅依靠知识普及和态度改变难以有效促进筛查行为的实施。

文化程度对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各项指标产生显著影响，教育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健康素养的分层化[2]。低文化程度女性在健康信息获取、理解、评估和应用方面存在明显劣势，更容易受到传统观念和错误信息的影响。高文化程度女性具备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能够理性分析筛查的成本效益，主动寻求和利用医疗资源。这种教育背景造成的健康不公平需要通过差异化的干预策略来解决。

经济因素在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低收入女性面临生存需求与健康需求的冲突，往往将有限的经济资源优先用于家庭基本开支，将健康投资视为可延迟的消费[3]。经济压力不仅影响筛查费用的承担能力，还影响因筛查而产生的间接成本，包括交通费用、误工损失、照护费用等。

居住地类型反映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和服务可及性的差异。城镇地区医疗机构密度高、服务能力强、交通便利，为女性参与筛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有限，地理距离和交通不便增加了农村女性参与筛查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4]。农村地区传统观念更为根深蒂固，女性的健康需求往往被忽视或延后。

年龄因素对筛查行为的影响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45-54岁年龄组筛查参与率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宫颈癌发病的高危期，对疾病风险有更直观的感知和更强烈的预防动机。年轻女性虽然接受新观念的能力较强，但对疾病风险的感知不足，存在乐观偏误和风险低估。年龄较大的女性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更深，对妇科检查存在心理障碍。

服务利用满意度偏低揭示了现有筛查服务模式与外出务工女性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主要针对常住人口设计，未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特殊需求和约束条件。外出务工女性工作时间不规律、地点不固定，难以适应固定的服务时间和地点安排。服务流程的复杂性和等待时间的冗长性与她们时间紧张的现实状况形成矛盾。

构建适宜的宫颈癌筛查服务模式需要从系统性视角进行设计和优化。服务模式应体现便民性、可及性、连续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便民性要求服务时间、地点、流程的灵活安排，可以考虑建立流动筛查服务、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多元化供给方式。可及性要求降低服务门槛，减少经济障碍，扩大免费筛查覆盖范围。连续性要求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随访机制，确保筛查结果的有效跟踪和异常情况的及时处理。个性化要求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提供差异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郭慧敏,孙梅,丛闯,等.呼伦贝尔地区女性对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认知度及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24,52(01):87-90.

[2]王蕾,尤静洁.逆向思维结合宫颈癌筛查健康教育对已婚女性相关知识及行为的影响[J].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2023,10(07):41-43.

[3]刘云,陈瑞,王渭娜.2014-2020年乌鲁木齐市城市女性宫颈癌筛查及防治知识现状分析[J].首都公共卫生,2022,16(06):367-371.

[4]王树芳.健康知识护理宣教在宫颈癌早期筛查中应用效果分析[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医学版),2022,36(06):521-524.

项目名称：垫江县外出务工女性宫颈癌集中筛查服务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 djkjxm2024shmskjcxywzd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