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助力文明乡风

随着数字技术向农村地区的深度渗透，网络已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生态与文化风貌的关键变量。网络文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与文明乡风培育存在价值同源、载体互补、实践交融的内在联系。当前，农村网络空间既为乡风文明注入新活力，也面临不良信息侵蚀、数字鸿沟制约、治理机制薄弱等现实挑战。本文从内容供给、素养提升、协同治理三个维度，探索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助力文明乡风的实践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一、网络文明建设与文明乡风的内在逻辑

网络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在数字空间的延伸，文明乡风是乡村社会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规范。二者在价值内核、传播路径与实践场景中存在深刻关联，为网络文明助力乡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可能。

 （一）价值引领的同源性

 网络文明倡导的诚信友善、互助合作、理性包容等理念，与文明乡风所蕴含的邻里和睦、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在价值内核上高度契合。例如，网络空间强调的“虚拟社会契约精神”，与乡村社会“熟人社会”的信用体系本质一致；网络公益倡导的互助理念，与传统乡村“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一脉相承。这种价值同源性，使得网络文明建设能够自然融入乡风培育过程，通过数字载体强化传统美德的当代生命力。

 （二）传播载体的互补性

传统文明乡风的培育依赖口耳相传、习俗传承、榜样示范等线下方式，具有地域性强、渗透慢但根基深的特点；而网络凭借即时性、互动性、覆盖面广的优势，能突破时空限制，让文明理念快速触达广大村民。例如，村级微信群可实时传播“星级文明户”事迹，短视频平台能直观展示乡村礼仪习俗，直播活动可在线开展家风家教讲座。线上传播与线下实践形成的互补效应，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乡风培育格局。

 （三）实践场景的交融性

 随着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网络社交的普及，村民的生产生活与网络空间深度绑定，网络行为已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电商交易中的诚信记录、短视频中的乡村形象展示、直播带货中的语言行为，均是乡风风貌的数字化延伸。网络文明建设通过规范这些行为，既能提升村民的现代文明素养，又能反哺线下乡风实践，形成“线上文明引导线下行为，线下实践滋养线上生态”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网络文明建设助力乡风培育的现实挑战

 尽管网络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新机遇，但农村网络空间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使得其在助力过程中面临多重梗阻，需精准识别并靶向破解。

（一）网络不良信息对传统乡风的冲击

 农村网络空间尚未形成完善的“过滤网”，不良信息的渗透对文明乡风造成直接干扰。一方面，网络谣言（如农产品质量虚假传言、乡村政策歪曲解读）破坏乡村信任体系，动摇“邻里互信”的传统乡风基础；另一方面，低俗短视频、网络赌博、封建迷信等内容借助算法推荐精准推送，侵蚀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导致部分乡村出现“炫富攀比”“薄养厚葬”等不良风气回潮。此外，部分不良自媒体为流量刻意丑化乡村形象，解构传统美德，对乡风文明的认同度造成负面影响。

（二）数字素养差异导致的参与失衡

 农村群体的数字素养呈现“代际分化”“能力断层”特征，制约了网络文明建设的普惠性。老年群体多存在“数字畏惧”，对健康信息、政策解读等内容辨别能力弱，易成为虚假信息的受害者，难以通过网络参与乡风建设；中青年群体虽熟悉网络工具，但部分人过度沉迷娱乐直播、网络游戏，将网络视为“消遣工具”而非“文明载体”，甚至在网络空间发表不文明言论，削弱了乡风建设的主体力量。这种“参与失衡”使得网络文明建设难以形成全员合力，也加剧了不同群体在文明认知上的隔阂。

 （三）治理机制与乡村实际的适配不足

 当前农村网络文明建设存在“重管理轻引导”“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治理机制与乡村社会结构适配性不强。其一，基层网信力量薄弱，多数行政村缺乏专职网络管理员，对村级微信群、乡村自媒体的监管依赖“村干部兼职”，难以应对海量信息；其二，宣传教育形式单一，多采用“标语式”“说教式”传播，未能结合乡村熟人社会特点设计接地气的内容，村民接受度低；其三，部门协同不足，网信、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在资源整合、职责衔接上存在壁垒，未能形成“齐抓共管”的治理合力。

 三、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助力文明乡风的实践路径

 针对农村网络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需立足乡村实际，从内容创新、素养提升、机制完善三个层面协同发力，让网络成为滋养文明乡风的“沃土”而非“荒漠”。

（一）构建优质内容供给体系，传播乡风文明正能量

 内容是网络文明建设的核心，需立足乡村文化特色，打造“接地气、有温度、传得开”的优质内容，实现文明理念的“软传播”。

 打造乡村特色传播矩阵：依托村级政务新媒体、村民微信群、乡村网红账号等载体，构建“一村一平台、一组一社群”的传播网络。内容上聚焦“身边事”，如定期推送“好媳妇、好婆婆”事迹、村规民约解读、传统节庆习俗科普；形式上采用“短视频+方言解说”“漫画+顺口溜”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内容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例如，河南某村通过“村支书直播间”讲解家风故事，单场观看量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了村民对传统美德的讨论。

建立不良信息过滤机制：组建由村干部、党员、乡贤、返乡青年组成的“网络文明监督员”队伍，对村级网络空间开展日常巡查，及时删除谣言、低俗内容，对发布不良信息的村民进行“一对一”劝导。同时，联合县级网信部门开发“乡村网络内容安全小程序”，通过关键词识别、AI审核等技术，对涉村信息进行前置过滤，从源头减少不良信息传播。

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化：利用VR、AR等技术对乡村非遗、传统技艺、家风家训等进行数字化记录与展示，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乡村文化课堂”，让年轻人通过网络了解并传承本土文化。例如，浙江某村将“祠堂议事”“婚丧嫁娶礼仪”拍摄成系列短视频，在平台累计播放量超500万，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吸引了外界对乡村文明的关注。

（二）实施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夯实乡风建设主体基础

 村民是网络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需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教育，提升其“用网向善”的能力。

 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面向老年群体，开设“智能手机入门”“防诈骗技巧”等实用课程，由返乡青年或志愿者“一对一”教学，帮助其掌握基础网络技能，学会辨别虚假信息；面向中青年群体，举办“网络文明素养工作坊”，讲解网络言论规范、短视频创作伦理等内容，引导其理性发声、文明用网；面向青少年，联合学校开展“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通过情景剧、辩论赛等形式，培养其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培育乡村网络文明带头人：挖掘并扶持一批“乡村好网民”，包括返乡创业青年、乡村教师、文化能人等，通过技能培训、资源支持，鼓励其利用网络传播文明乡风。例如，支持返乡青年拍摄“乡村文明”主题短视频，对优质作品给予流量扶持；评选“网络文明示范户”，将其纳入“星级文明户”评选标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搭建线上参与平台：依托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开设“乡风评议”“村务建议”等线上栏目，引导村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在实践中提升文明用网能力。例如，江苏某村通过微信群开展“红白喜事简办”投票讨论，村民线上建言献策达300余条，最终形成的新规得到全村认可，既推动了移风易俗，又培养了村民的理性表达习惯。

 （三）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凝聚乡风建设合力

 网络文明建设是系统工程，需构建“政府主导、村社主责、村民参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

 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将农村网络文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由县级党委宣传部牵头，网信、农业农村、民政等部门参与，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部门职责与考核标准。乡镇层面建立“每月调度会”制度，及时解决村级网络文明建设中的难点问题；村级将网络文明建设纳入村规民约，与村民积分制管理挂钩，形成“制度约束+正向激励”的长效机制。

推动线上线下活动融合：将网络文明建设与乡村文化活动相结合，举办“网络文明主题晚会”“文明乡风短视频大赛”“好家风直播分享会”等活动，让村民在参与中理解网络文明的内涵。例如，山东某村开展“我拍我家好家风”短视频征集活动，收到村民投稿200余条，通过线上投票与线下展览结合的方式，让家风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有效促进了家庭美德的传播。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对接高校、公益组织、互联网企业等资源，开展“数字文明下乡”项目。高校可组织师生团队为乡村培养网络文明骨干，公益组织可提供技术支持与活动资金，互联网企业可开放内容审核工具与培训资源。例如，某互联网企业向乡村捐赠“青少年网络保护软件”，帮助家长引导孩子健康用网，缓解了网络沉迷对乡风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加强农村网络文明建设，是新时代培育文明乡风、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的复杂性与乡村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过程不能简单套用城市经验，而需立足乡村实际，在价值引领上突出“传统与现代结合”，在内容传播上注重“精准与通俗并重”，在治理方式上强调“柔性与刚性兼顾”。

 通过构建优质内容供给体系、实施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既能让网络成为传播文明乡风的“新载体”，又能以网络文明涵养乡村社会的“新风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网络文明与文明乡风的同频共振，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让乡村既充满现代文明的活力，又保留传统美德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