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13738/j.cnki.acc.qklw60536
- 专辑:
科学Ⅰ辑;信息科技
- 专题:
信息、科学;综合科技
- 分类号:
G90;N92
摘要: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胃肠疾病患者,并对耐药性展开分析,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方法 研究对象为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期间收治的2000例胃肠疾病患者。所有入组者均接受^13C-尿素呼气试验和胃镜检查,用以明确Hp感染状态。根据检查结果记录感染率分布。对确诊Hp阳性的部分患者提取胃黏膜组织样本,采用琼脂稀释法和Etest进行药敏分析,筛查常见抗菌药物(包括克拉霉素、喹诺酮类、甲硝唑等)的耐药情况,并记录多重耐药比例。分析过程中将患者按年龄层和临床诊断进行分组,探讨不同因素对Hp感染及耐药性的影响。结果 共检测到1755例Hp阳性患者,占研究总数的87.75%。在各年龄段中,40-49岁人群感染比例最高,提示该年龄段可能是Hp感染高峰期。从病种分类观察,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球部炎患者感染率高于慢性胃炎或功能性消化不良者。选取160例Hp阳性个体开展耐药性检测。克拉霉素和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高于其他药物,尤其克拉霉素耐药性呈持续上升趋势。55例患者检测出双重耐药性,11例存在三重耐药情况,表明部分菌株已形成复杂耐药谱,对传统疗法构成挑战。结论 Hp感染在胃肠疾病患者中普遍存在,并在特定年龄段和病种中更为集中。大样本量与双重检测手段的结合提升了研究的准确性与代表性。耐药分析提示,目前Hp感染治疗面临耐药加重的问题,单一药物治疗效果下降趋势明显。需推动个体化治疗模式,加强区域性耐药监测,及时调整三联或四联治疗方案。临床应减少盲目用药,通过精准检测实现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同时,未来研究应聚焦于新型抗Hp机制、共感染因素、微生态改变等方面,以构建更系统的治疗框架并延缓耐药菌株的扩散进程。
关键词:幽门螺杆菌;感染;耐药性
中图分类号:R473
0 引言
幽门螺杆菌为革兰阴性螺旋杆菌,长期存在于胃黏膜上皮。感染可被证实是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甚至胃癌等的主要致病因子。传播方式主要是口口或粪口途径,家庭成员间容易交叉传播[1]。感染后若不能及时治疗,往往病程迁延、反复,易造成慢性胃部炎症存在,造成组织毁损、功能紊乱甚至癌前病变。临床诊疗过程中,现质子泵抑制剂+2种抗生素的经典三联方案为主要的根治方案,效果已逐渐被耐药问题所限制[2]。目前,克拉霉素、甲硝唑等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一直在提高,从而会降低现有标准治疗方案的效果。这种现状给胃肠疾病的治疗带来了现实困难,同时也暴露了过度依赖走捷径的危害性。抗Hp治疗亟需由普适性、大体式转向精准化。在临床疾病谱广泛、病程表现繁杂的情况下,精准判断Hp感染状态和耐药谱是必要的[3]。本研究从大规模临床样本出发,采用^13C-尿素呼气试验和胃镜下黏膜组织取样两种手段互相检验,判断感染准确,同时比较不同年份和不同类型之间感染率的差异,明确Hp与疾病发展进程的相关关系。在明确上述两项指标之后,进一步完善药敏,以掌握其耐药性谱,以便给药后更好地指导用药等[4],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感染类型,也在于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信息,根据流行病学、微生物学以及疾病临床的检查数据,试图更深层次地认识Hp的致病机制,从而使进一步的处理手段显得“有的放矢”。也就是说,这一研究试图打破老的临床治疗思路的“桎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7月2000例经本院门诊或住院诊断明确且胃肠疾病的治疗病例纳入研究,均经门诊或住院常规诊断及经13C-尿素呼气试验和胃镜检查明确确诊疾病,年龄范围为19~68岁,平均43.1±11.6岁。
1.2 方法
为患者实施13C-尿素呼吸试验。检查前叮嘱患者保持2h以上的禁食和禁饮。检测时,利用集气袋收集患者的吹气气体,获取0分钟气体。然后再为患者提供尿素胶囊服用以后,患者保持静坐半小时后,再利用集气袋收集患者的吹气气体,获取30min气体;最后利用仪器实施监测,获取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阴性结果。
患者再接受胃镜检查,在镜下获取患者5-6骨黏膜组织。提取组织DNA,并对其浓度进行有效调整,使其保持在10-100ng/uL的范围。利用江苏默乐公司提供的试剂,测试幽门螺杆菌的耐药性。
1.3 观察指标
统计并分析如下数据(1)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2)不同胃肠病患者的感染情况;(3)幽门螺杆菌的耐药性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0.0对研究中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展开统计分析,计量数据运用t检验,计数数据运用χ2检验,以P<0.05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判断标准。
2 结果
2.1 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
在2000例消化道病患者中检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1755例,幽门螺杆菌总体患病率为87.75%。其中40~49岁组(95.85%)>18~29岁组(87.42%)>30~39岁组(81.13%)>50~59岁组(87.18%)>60~69岁组(86.27%)>70岁组(83.19%)。由此可见,在40~49岁组中比例较高,提示在此年龄组中存在较大量的暴露人群、较强力的传播途径、较强的易感性等,与30~39岁组差别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该年龄组成员处于生活方式、社会节奏、胃黏膜屏障等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差异显著;在临床上应加强40岁以上年龄段组的检查频率,早诊断、早干预可降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疾病的发病率。
表1 不同年龄段的感染率
年龄 | 18-29 | 30-39 | 40-49 | 50-59 | 60-69 | 70以上 | 合计 |
胃肠病患者 | 151 | 302 | 434 | 585 | 415 | 113 | 2000 |
阳性患者 | 132 | 245 | 416 | 510 | 358 | 94 | 1755 |
感染率 | 87.42% | 81.13% | 95.85% | 87.18% | 86.27% | 83.19% | 87.75% |
2.2 不同胃肠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
数据统计发现,溃疡类患者Hp阳性者明显比其他类型患者多。94例胃溃疡患者感染Hp,感染率为98.95%。8.68%的人为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球炎,感染率略高于胃溃疡,但与溃疡相比,这2类患者的Hp感染是普遍现象。提示溃疡类的Hp感染在病理发生的形成过程中占重要的位置。糜烂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组分别为89.02%、86.76%,两者均高于其他2类患者,但低于溃疡类组别,不排除Hp在黏膜损伤、组织衰退中占一定的因素,但还只是在某种因素下促进炎性反应的过程。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组82.55%,胃息肉患者83.33%。这2类患者Hp感染率略低于溃疡类组,但也一样需要注意,因为这类患者如果任之发展下去,容易导致严重性发展。数据提示,病种不同也是决定Hp感染率的变量,溃疡类患者组的感染率高说明该类患者发病与Hp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应当作为检查和治疗的重点人群。低于溃疡类组的2类患者的检查结果为阴性也应坚持随访,防变病患。
表2 不同胃肠病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
年龄 |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 慢性萎缩性胃炎 | 糜烂性胃炎 | 胃溃疡 | 十二指肠溃疡 | 胃息肉 | 十二指肠球炎 | 其他 |
胃肠病患者 | 321 | 544 | 510 | 95 | 151 | 114 | 76 | 189 |
阳性患者 | 265 | 472 | 454 | 94 | 149 | 95 | 75 | 151 |
感染率 | 82.55% | 86.76% | 89.02% | 98.95% | 98.68% | 83.33% | 98.68% | 79.89% |
2.3 幽门螺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
其中150例Hp阳性的患者进行耐药性检测,其中克拉霉素的耐药性者68例,占45.33%;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59例,占39.33%;四环素的耐药性11例,占7.34%;呋喃唑酮的耐药性10例,占6.67%;耐药者对于2种抗菌药物联用的耐药性55例,占36.67%;3种药物同时耐药者11例,占7.33%,表明当前的临床一线抗Hp的药物中,克拉霉素和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过高,并且多重耐药的情况明显。
3 讨论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pylori)作为一类革兰阴性微需氧螺旋杆菌,自1980年代被明确以来,在胃肠道疾病中的作用已逐渐获得共识。该菌通过黏附、侵蚀和毒素释放破坏胃黏膜屏障,从而诱发慢性胃炎、胃溃疡乃至胃癌等多种胃肠道疾病[5]。它具有明显的人群流行病学特征,感染具有年龄、区域、生活条件等多维影响因素。在高发地区和资源相对不足的环境中,其传播效率更高,控制难度也更大。
Hp感染可突破黏液层定植于上皮细胞上,通过尿素酶可将胃内尿素分解产氨以抵御胃酸,从而利于其生长以及长期定植于胃黏膜,在此基础上如CagA和VacA等毒力因子的表达启动炎症反应维持炎症和黏膜损伤的进展,导致各种胃肠病的发生。这种感染不是短暂的局部炎症反应,而是长期系统性改变的初始状态[6]。
在2000例胃肠症患者中,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率总计87.75%,患者年龄分层后感染率均以40~49岁最高(95.85%)。这表明年龄不是单一危险因素,真正因素受职业、休息紧张程度、饮食和长期慢性应激的影响。数据中所显示的社会和生理的交叉因素,并且这两个因素并不是一种关系,不能以年龄做单一解释,其现状并不能反映出目前的现状[7]。
进一步对各疾病病种与感染率的比较也可发现,溃疡疾病组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基本处于100%的感染状态,例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及十二指肠球炎感染率分别为98.95%、98.68%、98.68%等,高度一致性的判断提示幽门螺杆菌的直接参与因素,此类疾病患者治疗前确诊Hp感染、判断是否耐药从而实施个体化治疗策略。
抗菌药物耐药检测结果表明,临床使用的克拉霉素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存在中高比例耐药现象,克拉霉素耐药率为45.33%,喹诺酮类耐药率39.33%,感染者双重耐药占36.67%,三重耐药占7.33%。抗生素使用的剂量持续累积,形成压力,会导致标准治疗方案失效,临床上应加快构建区域性耐药监测平台,实现快速检测及动态方案的实施,治疗向精准化方向发展,杜绝无效干预及病程拖延。
根据本研究中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一治疗模式不能应付复杂的耐药和感染的混合时代,各临床中心应组织多中心耐药谱监测及分子流行病学分析从机制上监测Hp变异情况并据此进行用药指导,推动Hp疫苗的开发,研究群体免疫降低发病率的可能性。
除了治疗以外,从社区对家庭成员的同步筛查和驱除治疗;到医院,对慢性胃病常规检测Hp、掌握高危人员的管理;还有公共健康政策制定方面的加强食品卫生监督、消毒饮水等,在传播环节上隔断感染。以上结果充分证实单纯通过药物治疗是无法解决Hp问题的,需要综合地、多角度多学科地对Hp进行防控。
该次调查不仅仅是展示当前的感染情况和药物耐受情况,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借鉴性的临床证据支持转变观念,后续研究需做到菌株变异、宿主易感性和微生态环境改变齐头并进,还可以通过分子技术、AI辅助算法构成个体感染模型,提升检出率,提高性价比。
仍有部分局限性。病例来源为单一中心,对地区覆盖并不完全。对于耐药性的检测还应涉及更多抗菌素品种,并加入长期抗感染治疗后复发现象中变异的致病菌株等。建议后期在随访的基础上,补充长期治疗效果,比较各种方案的复发率。
综上所述,Hp是胃肠道疾病的一项主要病原因素,Hp相关感染及Hp耐药是重要研究内容。研究不应再局限于单纯的描述性信息,应能够转化为防控策略和指导工具。应对其深入进行长期考虑,将目前研究工作不断完善,促进其诊断及治疗逐步从经验向精准转变,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本研究作为地方探索性尝试,笔者希望为进一步多中心、多样化的进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一定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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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少华,付金金,饶君.炎症性肠病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及耐药性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20,30(07):1016-1020.
[3]陈丽萍,余志金,陈惠新,曾书君,许良峰.胃息肉内镜窄带成像特点及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J].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19,29(14):24-25.
[4]李玉琢.401例胃肠病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因素及其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分析[J].抗感染药学,2018,15(08):1328-1331.
[5]薛振龙.胃肠病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耐药性分析[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6,34(06):872-875.
[6]黄惠妍,周力,郑洲云.14454例消化科门诊患者的疾病谱及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J].贵阳医学院学报,2016,41(05):594-596.
[7]朱振坤,汪金云,罗守军.胃肠病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及耐药性分析[J].现代实用医学,2015,27(03):332-333,349.
作者简介:成春丽(1983—),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硕士学历,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消化道早癌和幽门螺杆菌。
基金项目:临汾市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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