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早期“仁义礼”关系之嬗变

摘要：由周公“制礼作乐”开启的礼乐盛世逐渐迎来其夕照余光，在孔子出生的春秋时期，贵族阶级自上而下的腐化与上陵下替现象频频出现。在自周天子开始的对礼制的大肆破坏，引得后世各诸侯、卿大夫纷纷效仿，造成了当时社会道德的严重失范和价值取向的扭曲迷茫。“义为礼之本”显然难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因此孔子将目光转向“仁”，通过对“仁”的新诠释与改造，尝试用“仁为礼之本”来建立起新的道德秩序与价值尺度，希望借此恢复周初的礼乐盛世和安定社会。

关键词：先秦儒家；仁；义；礼

一、贵族的腐化与道德的失范

由周公“制礼作乐”开出的礼乐盛世，在维护周王朝分封制度下统治的稳定三百余年之后，终究还是没能支撑住制度多年以来的积弊对周王室带来的重压，逐渐导致取代了强大商汤王朝的礼乐盛世在春秋之际露出了其夕照余光[1]。虽然春秋时代礼乐有其彬彬之盛，显现了贵族不同于商朝的“重礼”、“守信”的文明风向，但另一方面随着分封制度的缺陷，各分封贵族也逐渐生出不学无术、奢靡无度和权欲熏心的堕落状态。这堕落的一面逐渐地蔓延扩大，使整个礼制制度日渐崩毁。

孔子生在春秋末世，当时正值贵族腐化、政治权力下陵上替之际。早在孔子出生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郑庄公就因为所辖封地的实力日益强大，在上朝面见周天子的时候不再严格遵循礼法而被周桓王惩罚。在周王室东迁之后，其对各分封诸侯的掌控力逐年下降，而各诸侯封地的实力也在逐年增长，此消彼长之下各诸侯逐渐开始失去对礼乐应有的敬意，同时失去的还有对周天子的忠诚。而在郑庄公公然违背礼法之后，还能在被周桓王讨伐之时一箭射中周天子，将周天子的威信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的程度。郑庄公此举已然是昭告天下：周王并非所谓“上天之子”，挑战其权威不会招致上天降罪，对其不敬也不会招致无法承担的后果。因此一直以来周王室世袭了三百年的稳固统治开始呗动摇，周天子代表的神圣权力开始变得可以被质疑，自此之后下陵上替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从楚庄公不满“公”的称号而后称王开始，有越来越多违背作为周朝立国之本的礼制的行为急剧增加。例如从诸侯到士大夫普遍开始僭越礼制，类似“田陈代齐”的极大违背当时社会和政治伦理道德的行为开始普遍出现。

上述周朝社会自上而下普遍不再遵守礼制的现象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道德失范的具体表现。此时，自西周建立之初制定的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毁，但适应两百多年之后的新的社会道德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来。整个周朝社会自上而下摆脱了“礼”的约束之后愈发肆意妄为。在礼制代表的道德规范逐渐在所有人心中淡去的时候，勇武精神随之开始流行了起来，评价是非的标准不再是道德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武力高低，可以想象在一个德性基本完全沦丧的社会中，勇武精神大行其道会造成何等混乱的社会环境。由于受周天子和各诸侯骄奢淫逸和飞扬跋扈的生活作风影响，只要身怀武力之人心起贪欲就会将人性的缺点无限放大，以至于失去周天子庇护和供养的武人直接摇身一变，从维护社会稳定的维系者变成鱼肉乡里的豪强武装。此时周朝社会的道德已经失范，德性不再能约束众人的欲望和野心，而私欲熏心的后果就是抛弃一切道德，不顾一切地使用武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例如周桓王在“立长”和立自己喜爱的幼子之间摇摆不定，于是为王位继承之事埋下了祸根，正像《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那样，“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在周桓王去世之后，众臣依照礼制拥立长子佗为新任周天子，即周庄王。但是周桓王次子王子克与大臣周公黑肩意欲除掉周庄王取而代之，但事情泄露被辛伯告知庄王，最后周公黑肩被杀，王子克被迫逃亡至燕国寻求庇护。者代表着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维系血缘关系与权力之间纽带为目的的礼制形同虚设，兄弟与君臣之礼所代表的兄弟相睦、君臣有别等有利于维护等级制度与社会稳定的德性完全沦丧，以至于兄弟相残、同室操戈之事层出不穷，充分体现了当时道德的严重失范和社会伦理的沦丧。

二、“仁”被赋予更深层次的内涵

当今学界对“仁”的形成时间与原始含义仍无一可以服众的共识。有的观点认为“仁”出现在殷商时期，论据来自甲骨文中“仁”字的出现。但许多从事古文字相关研究的学者则认为甲骨文中看起来像“仁”的字由于部分残缺而不足为据。直到现在，“仁”字初始被创造出来的具体时间和其它相关信息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而且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和文献资料缺失导致相关研究在短时间内都没有重大进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仁”早在孔子出世和儒家思想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目前已有的先秦典籍记载之中，最早记载“仁”字的是《尚书·金滕》：“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这时周灭商之后的第二年，周武王姬发身患重病，周公姬旦向上天为武王祈祷的祝词，大意为：“如果三位先王在上天任掌管祭祀之职的话，就让我姬旦代替武王承受病痛吧，我品德良好有能力，可以侍奉鬼神。”可以看出这里的“仁”只是面对鬼神和自然世界之时代指美好品德的单纯情感上的表达，并没有过多注重内心情感和注重人本身的人文主义色彩[2]。

直到春秋时期，“仁”的与之前相比含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面对鬼神和所处的自在世界表达单纯的情感，变成富有人文主义色彩和重视人本身价值的概念，其中包含着理性的色彩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在孔子的时代，“礼”逐渐失去其内在意蕴，变成一种形式化和表演性质的社交活动，继而背弃了“礼”所蕴含的深层次的道德规范，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因此孔子为了解决“礼”的实践问题，为社会上普遍的道德实践可能寻找其内在的根源和动力，将原本仁和礼的关系，从“仁为行礼之途径”转变为“仁为礼实践之目的”。孔子继承了“仁”原始内涵，即践行“亲亲”“尊尊”等周礼的道德实践途径[3]，进一步深化扩展成为“仁而爱人”等内在的道德规范。这一转化使得春秋时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从外在于心的“礼”变成人的内在情感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为当时社会上只存在于人文世界中，而且外在于人们内心情感的“礼”找到一个新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伦理价值规范，在已经崩毁的价值观念废墟上建立起一个适应新时代的道德标准。孔子对“仁”的改造首先在于，他将“仁”的本质定义为完全内在的、人和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内心情感，而不是一套外在的、标准化的规则。

孔子对“仁”的洞见与发展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仁”发自人的本心，是人内在的道德情感，如果不违背仁而心安便是达到了仁的要求，反之由于本心的仁被蒙蔽而得到了心安则是“不仁”。第二，“仁”作为人的内在道德情感，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就是突破以“亲亲”为标准和要求，超越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从而实现“仁而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继而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发展出可以适应所有阶级的家庭、社会伦理需求的“孝悌”。第三，“仁”是孔子对理想人格追求的充分体现，他希望可以在个人内心之中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并将精神世界之中美好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践。孔子的哲学理论在现实实践当中关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有明显的体现，他一方面在对自身人格的建立和成长过程处处提出高要求，以“仁”为己任；另一方面又是对其他人有趋近无限的责任感，即使面对他人的过错也可以讲出诸如“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言论。第四，孔子认为人性与天道相联系，“仁”也是天道早已根植与每个人内心的品质，不仁之人只是被后天事物蒙蔽了本心，经过教育也是可以解除对本心的蒙蔽从而变成仁者。另外，孔子通过对天和人本心关系的论述，确立了“仁”是先验于人们本心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所有人都有成为“仁者”的可能，也为自己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三、“义为礼之本”转向“仁为礼之本”

西周初期的“礼”和“义”这两个概念应当结合起来看待[4]。周朝的制礼作乐对于之前的夏朝和商朝可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革新和创举。周朝及之前的“义”可以视作“礼”的内在依据与合理性来源，“礼”则是“义”对人作出相应要求的外部实践方式，这里的“义”虽然是外在的道德规范而非内在自我约束的情感，但遵守这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德性，因此礼制的制定之初是一种人内在德性的外在表达形式，“义”则是其合理性的前提。虽然“义为礼之本”让“礼”成为“义”的外在具体践行方式，只要行为是合乎“义”的那么就是合乎“礼”的，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困难，那就是具体行为是否符合“义”的标准难以评判。虽然“礼”数依据于“义”，但“义”是行为者角色、情景与目的相互函应的结果[5]。

在孔子之前，六经之中关于“仁”的相关论述非常少，这说明在孔子之前的时代中，“仁”尚不是有关于“德性”的概念。从相关典籍记载来看，当时的天子诸侯以及各贵族阶级在讨论人之德性的时候是“礼”和“义”并称，而“仁”在当时的价值体系当中更像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行为的是非衡量标准。“仁”在当时除了代表家庭和社会交往伦理之中的“敬让”和“怜恤”等概念之外，还有就是针对德性初步的反思，像在“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之类的论述中，“仁”就开始被赋予德性的内涵，但也仅仅停留在家庭和社会交往伦理之中一般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层面中，成为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标准，还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德目。而“孔子贵仁”正凸显了孔子思想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之中不同于其它学派的显著特点，在《论语》中有关于“仁”的论述多达一百多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仁对自己和他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以仁律己的层面上，孔子认为应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论语·雍也》），而在对待他人的层面上，孔子则认为应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两种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把“仁”的地位从一般的道德行为规范抬高到了伦理意义上的普遍最高道德原则的高度，也成为孔子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思想。由于前文提到的，在孔子之前的“礼义”逐渐分离，最终变成了空有其表而内在德性全无的“礼仪”，由人之德性的外化表现变成了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表演性、形式化的流程，因此在孔子给“仁”赋予了更高道德和价值层面之后，又将“仁”作为“礼”的新内涵与内在依据，将“礼为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仁为礼的内在依据”统一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6]。孔子在经过对之前社会上普遍的“非礼”行为和自上而下的道德失范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礼”“义”分离之后，“礼”就失去了其最初被赋予的内在的道德层面的约束作用，而是成为了一种完全外在的、与德性无关的社会行为。在赋予了“仁”道德与价值层面的内涵之后，孔子的哲学理论之中“礼”也重新焕发生机，从外在的、表演性质的、被动的行为规范和约束，转变为内在的、发自内心的、主动的伦理诉求和道德追求。此后，“礼”就不再是失去了“义”的空洞形式，而是在有了“仁”这一内在道德依据之后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7]。

从周朝之初根据封建宗法和血缘等级制度而建立的礼乐制度，展现了出自身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消解阶级矛盾的能力，一直到自周天子和诸侯至卿大夫皆将不尊礼制以至于自上而下的道德失范和社会政治空前混乱，其间不过两百多年[8]。至孔子之时，正值春秋时期上述问题演化至最为严峻之际，孔子终于将“义为礼本”转化为“仁为礼本”。虽然仁义都是道德的一部分内容，但“义标明行为规范、规定、准则，而仁标明规范行为者的动机”，而“仁”改变了“义”仅仅作为外在的道德律令却无内心情感进而逐渐导致社会道德失范的境地，使新建立的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取向有了内在依据与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中国后续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5]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周国正:《孔孟儒学由仁而仁义的理论发展需要》,《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

[7]方颖娴:《先秦之仁、义、礼说》,文津出版社,1996.

[8]陈瑛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刘彪（1999.2-），男，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