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病理诊断研究进展

摘要：目的 宫颈癌作为临床上发病较高的一种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很高，通常来讲，乳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其次即是宫颈癌，在宫颈癌的临床诊断和评估当中，病理诊断的比较准确的，也是采用比较多的方式，能够为临床提供各种价值和参考，意义重大。方法 通过国内外对宫颈癌以及癌前病变病理诊断的研究进展，并与临床实验情况进行结合分析。结果 发现对于女性而言，宫颈癌已经成为影响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主要杀手，每年都有许多女性死于宫颈癌，与此同时，宫颈癌的发病率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和上升的趋势。结论 因此需要提高对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相关研究，提高诊断及治疗效果。因此本文对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病理结果进行总结，以供学者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宫颈癌；癌前病变；病理诊断；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445.2

0 引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宫颈癌的发病率在全球女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中国每年新增病例约13万例，约占世界发病率的30%。与此同时，此类疾病的发病率正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1]。近年来，随着对乳腺癌症、癌症等恶性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医学上对癌症及癌前病变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特别是病理诊断，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病理诊断方面，具体如下：

1 宫颈病变的发展

HPV病毒在宫颈移行，到达上皮受损后，HPV病毒会进入人体基底上皮细胞，导致细胞感染和非典型增生。随着疾病的进展，细胞会逐渐向上皮表面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因此，临床分级可以基于其演变过程，但在分级时需要充分考虑相关的诊断标准[2-3]。临床上，病变程度可分为三级，具体为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Ⅰ级、宫颈上皮内肿瘤样病变Ⅱ级和宫颈上皮内癌样病变Ⅲ级。当肿瘤细胞浸润基底膜以下的间质时，称为浸润性宫颈癌症，其中前两个级别都可以得到恢复，甚至有些第三级患者也能够得到恢复，由此可知，这一病变过程并不是不可逆的，在临床上可以采用积极有效的治疗干预手段来阻滞其病情发展，在临床治疗中早发现、早治疗十分重要。

2 宫颈腺癌及癌前病变的病理诊断

2.1 分型及和HPV的关系

随着社会各阶级对宫颈癌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让宫颈癌的筛查工作得到了较好的普及，这也使得浸润性鳞癌发病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不过其宫颈腺癌的发病率仍然呈现着上升的趋势[4]。腺癌组织学的类型相对而言比较复杂，其在2014版的世界卫生组织分类中分为了七种类型，而根据最新的分类标准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子宫颈腺瘤，属于子宫内膜腺癌的常见类型，其癌症细胞粘液较少，可直接观察其结构。在筛查这类疾病时，很容易将其误诊为子宫内膜样癌，从而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因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原发性子宫颈癌相对罕见，可以在疾病诊断的早期排除。宫颈粘液癌有多种类型，也有一些非特异性类型，如粘液癌，属于一种新的亚型，需要临床重视。微腺癌作为微粘液癌的一种，具有较好的分化类型。然而，无论是哪种分化类型，它都具有很强的侵袭性，并可能导致患者预后不良[5-6]。宫颈腺癌的高危型HPV阳性率往往达到90%以上，最常见的是16型HPV。然而，其发病机制与HPV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2.2 宫颈原位腺癌和微浸润腺癌

原位腺癌属于宫颈腺癌的癌前病变，其和高危型HPV有着一定联系。其腺体的病变位置较深，会表现出跳跃式生长的情况，在临床治疗中往往会采用全子宫切除术来进行治疗。微浸润腺癌也可以被称之为早期浸润性腺癌，指的是一些病症微小的腺癌，通过局部的临床转移风险较低[7]。其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学类型，所以在分类中往往和其他类别相结合，并不会单独列出。在测量时由于其深度测量较为困难，所以需要根据癌性腺体的结构来开展。在测量中如果发现有血管受累的情况，能够更为明确诊断，提高准确率。

3 宫颈鳞癌和其癌前病变

3.1 鳞癌组织学分型与分级

宫颈鳞状细胞癌在癌症中占有显著的比例。根据宫颈鳞状细胞癌生长模式和肿瘤组织分化的不同，可分为八种亚型。非角化鳞状细胞癌是最常见的类型，而其他亚型相对罕见。非角化鳞状细胞癌可分为两种类型：大细胞型和小细胞型。其中，小细胞鳞状细胞癌体积较小，基质较少，导致分化较差。

乳头状鳞状细胞癌可以观察到不同厚度的乳头状分支，在患者的临床诊断中，肿瘤基底部的基质浸润是一个可靠的指标。与其他亚型的鳞状细胞癌相比，这种类型的肿瘤浸润往往表现得更浅，因此预后会更好。然而，对于乳头状鳞状细胞癌，通过宫颈活检钳获得的小标本不容易检测到基底浸润，这会导致误诊，在临床实践中容易被误诊为乳头状高级鳞状上皮内病变[8-10]。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细乳头有高度异常，医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对患者进行进一步检查，排除基底浸润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其他亚型的鳞状细胞癌可能有过度的乳头外生长，在活检时可以很容易地诊断为乳头状鳞状细胞癌，但在切除诊断后可以检测为非角化鳞状细胞癌。在以往的临床研究中，根据肿瘤细胞的比例和核分裂的分析，它可以分为三种亚型，高、中、低。然而，其他亚型本身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尽管一些研究发现肿瘤组织学分级与患者生存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组织学分级对患者预后的价值在研究中尚未明确界定[11-13]。

3.2 宫颈微浸润性鳞癌

微侵袭性鳞状细胞癌是一种早期形式，不属于特定的组织学类型，因此没有专门的独立分类。早期侵袭性癌症患者的预后优于晚期。因此，在病理诊断过程中，有必要清楚地了解浸润的宽度和深度，以便为患者指导临床指标，从而分析患者的预后[14-16]。对于小型宫颈活检标本诊断这类疾病的能力仍存在一些争议，其中有的认为将活检作为诊断方式较为局限，难以看出肿瘤的全貌，无法起到诊断的效果；而另外的一种观点则是认为采用活检的方式可以将HSIL背景进行充分显示，从而对患者开展相关的诊断，不过需要将这一内容注明在病理报告中，同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诊断。

根据标本的病理检查标准，进行病理标本切除时，首先在12点钟位置纵向切开宫颈管，顺时针取标本。这个样品的厚度约为3毫米。如果在患者的所有三个相邻组织中都发现浸润性病变，则表明患者的浸润宽度已达到约7毫米[17-19]。然而，在实际切片过程中，无法有效测量浸润病变的实际宽度，因此需要客观描述来分类和报告浸润深度和纵向宽度，来开展针对性的治疗手段，以此来明确患者的诊断[20-22]。

3.3 鳞癌癌前病变诊断的演变

虽然三级分类系统现如今已经得到了普及，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存在于较多的地方，也需要临床进行格外的重视和关注。首先是一些轻度的或者不典型增生以及一级时HPV的过度感染而导致的，其中大部分的病变可以自行消除，并不是真正的瘤变[23-25]。其次，则是在病理诊断时，因为Ⅱ级的重复性病变不高，在对患者进行不同时间段的病理诊断中，不同时间段患者在病理诊断过程中的诊断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患者的诊断结果和临床治疗效果。最后，在组织学诊断中，鳞状上皮病变往往分为三个级别，而宫颈脱落的细胞学诊断采用两级分类方法，这导致患者的诊断方法不一致，并可能对后续的后续治疗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建议在晚期描述鳞状上皮内病变[26-28]。

4 结语

综上所述，宫颈癌症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作为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它在中国的发病率很高，并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对此，要积极加强对疾病的诊断，重视癌前病变的诊断，通过早期有效的筛查，积极预防疾病的进展和发生[29-30]。目前，对宫颈癌症及癌前病变的认识也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宫颈疾病的发展机制和情况，很好地提高了分类标准，从而更好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为临床实用诊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幸,李立.HPV整合及E7和P16表达的原位杂交检测对宫颈癌癌前病变进展的早期诊断[J].黑龙江中医药,2019,48(1):134-136.

[2]孙红娜,王月荣,黄勇华,等.血清中PKM2和TSGF水平与宫颈癌患者病情进展的相关性[J].实用癌症杂志,2021,36(7):1072-1075.

[3]张庆悦,夏日瓦娜·阿巴斯,杨秀玮,等.宫颈DNA倍体分析对新疆维吾尔族宫颈癌的早期诊断价值[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21,35(4):363-366.

[4]张莉,李佳瑶,热米拉·热扎克,等.hrHPVDNA载量分型和E6蛋白对宫颈癌前病变进展的预测作用[J].中国肿瘤临床,2018,45(17):878-882.

[5]Yonai N B , Mandel R , Shteel S ,et al.VP66.05: Sonographic dia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cases with negative colposcopic findings: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J].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020, 56(S1):365-365.

[6]黄琼.LEEP术后病理检查与阴道镜宫颈活检对宫颈癌前病变的诊断准确性及宫颈癌漏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0,35(5):960-963.

[7]鲁存林.病理组织取材与制片对诊断早期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意义[J].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18，26(7):124,129.

[8]刘奇,汤俊明.HPV癌基因E6/E7mRNA联合HPVDNA检测对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分析[J].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21，29(17):170-173.

[9]黄颖.LEEP术后病理检查与阴道镜宫颈活检对宫颈癌前病变诊断的准确性研究[J].吉林医学,2020,41(3):676-678.

[10]罗明兰,艾丹,邓春雷.液基细胞学检查联合血清SCCA水平检测在宫颈癌癌前病变诊断中应用价值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2020,17(5):183-186.

[11] TAKACS, FERENC ZOLTAN, RADOSA, JULIA CAROLINE, BOHLE, RAINER MARIA, et al. Sec62/Ki67 dual staining in cervical cytology specimens: a new marker for high-grade dysplasia[J]. Archives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2019,299(2):481-488

[12]李威.阴道镜下宫颈活检和宫颈环形电切术后病理检查对宫颈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J].医药论坛杂志,2021,42(5):128-131.

[13]吴永茂,吴季兰,练惠织,等.HPV癌基因E6/E7mRNA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中国妇幼保健,2020,35(2):349-351.

[14]张立刚.液基细胞学联合人乳头瘤病毒DNA检测诊断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研究[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6,37(13):1844-1845.

[15]谭玉清,林苏瑜,黎晓立.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人乳头瘤病毒联合鳞状细胞癌抗原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中的诊断价值[J].中国当代医药,2021,28(19):46-48,57.

[16]周红儿.子宫上皮细胞稳定性FH检测与TCT检测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中的诊断价值比较[J].中国乡村医药,2019,26(12):54-55.

[17]娄彦平.LEEP术后病理检查与阴道镜宫颈活检对宫颈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J].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学报,2021,31(1):8-10.

[18]李萱,于海胜,刘颖群,等.TCT､HPV-DNA联合P16､Ki67检测在宫颈癌前病变与宫颈癌诊断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20,17(33):138-141.

[19]黄晓彬,吴洁如,郑霭萱,等.人乳头瘤病毒分型检测在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诊断中的应用观察[J].实用医技杂志,2020,27(2):189-191.

[20]于文力.LEEP术后病理检查与阴道镜宫颈活检对宫颈癌前病变诊断的准确性[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7,12(4):135-137.

[21] Colak E ,  Coskunoglu E Z . Distribution of pathologic smear results and histopathologic agreement in precancerous cervical lesions[J]. Gynecology Obstetrics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 2020, 26(3):1-6

[22] Dorji N ,  Begum S A ,  Mahmud T , et al. Evaluation of colposcopic and histopathological findings in precancerous cervical lesions[J]. Banglade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2020, 46(1):48-54.

[23] Meziani S ,  Haoud K ,  Mehida H , et al.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 and Precocious Diagnosis of Precancerous Cervical Lesion in Sidi Bel Abbes Region (North-West of Algeria)[J]. Journal of Drug Delivery and Therapeutics, 2020, 10(1-s):72-78.

[24] Luo G P ,  Zeng X ,  Cao H Y , et al.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HPV L1/PD-L1 Tests Combined with Colposcopy for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and Cervical Cancer[J]. Sichuan da xue xue bao. Yi xue ban =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 edition, 2021, 52(3):516-522.

[25] Buiu C ,  Dnil V R ,  Rdu C N . MobileNetV2 Ensemble for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Classification[J]. Processes, 2020, 8(5):595.

[26] Simo R T ,  Tchakounte C K ,  Kamdje A , et al. Cervical Cancer Awareness and Detection of Precancerous Lesions at Two District Health Centres in the West Region of Cameroon[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Care, 2021, 6(3):263-269.

[27] Budiana I ,  Artha I . Characteristics of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Bali, Indonesia[J]. Indonesian Journal of Cancer, 2020, 14(4):117.

[28] Ashar H ,  Kusrini I ,  Musoddaq A , et al. First sexual intercourse and high parity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recancerous cervical lesion[J]. Majalah Obstetri & Ginekologi, 2020, 28(3):113.

[29] Behnamfar F ,  Moazam N ,  Moazam E . Accuracy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test for triage of women with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ASCUS)[J]. Journal of Isfahan Medical School, 2020, 38(585):551-556.

[30] Dong Y ,  Wan J ,  Wang X , et al. A Polarization-Imaging-Based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for Quantitativ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2021, 40(12):3728-3738.

作者简介：周净（1985-），女，汉族，广西防城港人，大学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