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研究进展

摘要：本文综述了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进展。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探讨了重返工作准备度的概念、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研究发现，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疾病特征、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和社会支持等。现有评估工具多样，但缺乏统一标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职业康复、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等。本文总结了当前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提高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重返工作准备度；住院患者；评估工具；影响因素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重返工作不仅关系到患者的经济独立和生活质量，也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2]。然而，由于疾病和治疗的影响，许多中青年住院患者在重返工作时面临诸多挑战[3]。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多次强调工作对个人健康的重要性，认为工作是构成人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4]，它不仅提供经济来源，还能赋予生活意义，促进个人成长与社会融合[5]。疾病的恢复不仅是身体机能的恢复，更是个人生物-心理-社会全方位的恢复[6]。重返工作是指重返工作准备度是指患者在经历疾病或创伤后，重新进入工作场所并有效履行工作职责的准备程度[7]。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身体机能的恢复，还涵盖心理状态的调适、社会支持的获取以及工作环境的适应等多个维度。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为理解重返工作准备度提供了全面的视角[8]。该模型强调，重返工作不仅取决于患者的生理恢复状况，还受到心理状态、社会支持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9]。因此，研究重返工作准备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综述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进展，包括评估工具、现状分析、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等方面。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总结研究成果，发掘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临床实践和干预措施制定提供参考。

一、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评估工具

评估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工具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自评量表、临床评估和工作能力评估等。常用的自评量表有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RRTW）、重返工作自我效能问卷（RTW-SE）、林氏就业准备量表（LASER）以及工作能力支持量表（WSS）等。这些工具从不同角度评估患者的身体功能、心理状态、工作动机和环境适应能力。

1.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The Readiness for Return-to-work scale,RRTW）

重返工作准备度量表（RRTW）由加拿大学者Franch等根据阶段变化模型、重返工作准备度模型为依据研制，经我国学者曹慧丽[10]汉化，该量表第一部分量表共有13个条目,包括前意向（条目1、2、13）、意向（条目9、11、12）、行动准备-自我评估（条目4、7、8、10）、行动准备-行动（条目3、5、6）这4个维度，并且针对未返岗患者。该量表用于研究患者返岗的准备情况与其工作之间的关系，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达0.831。测评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患者在各维度得分峰值直接映射其所属的阶段，该量表在住院患者中使用效果良好。

2.重返工作自我效能问卷（return-to-work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RTW-SE）

重返工作自我效能问卷（RTW-SE）由荷兰教授Lagerveld [11]及其团队于2010年制定，该原始量表已在多个国家调试应用，信效度良好。我国内地学者高娅鑫[12]等学者于2021年完成标准化汉化，并在癌症患者中验证信效度检验，量表共11个条目，其中含3个反向计分条目（条目2、6、9），患者使用量表进行自评，测评采用Likert6级评分法，各条目得分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通过计算条目均值得分评估自我效能水平, 分值高于临界值4.5分表示患者重返工作自我效能感较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系数为0.932,折半信度为0.925,重测信度为0.827。表明该量表在我国中青年癌症患者治疗周期各阶段中使用信效度良好，展现出较好的适用性。

3.林氏就业准备量表（the Lam Assessment of Stages of Employment Readiness, LASER）

林氏就业准备量表（LASER）由美国学者Lam及其团队于1997年研发，2006年香港学者Chan H等学者将该量表进行汉化调试，并且以粤语为主，因人口、文化差异，该版本量表对内地患者而言普适性欠佳。2014年内地学者徐艳文[13]等人再次将该量表汉化，并在因工伤四肢骨折并康复治疗中的受伤工人中进行应用调试。该量表采用中文香港版本中四个维度进行调试，包括考虑前、考虑、准备阶段、行动四个维度，共18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5分代表有信心，1分代表没有信心。结果分为信心组、中间组以及没信心组，信心组包括4分以及5分，中间组为3分，没信心组则为1分以及2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68～0.696，信效度良好。

4.工作能力支持量表（Work-ability Support Scale, WSS）

Fadyl J K[14]和McPherson K M研究团队于2015年在整理工作能力指数（WAI）、职业角色问卷等评估工具，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脑卒中患者疾病康复阶段，躯体仍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残疾。并且融合患者本人、工作同事以及医护人员多方面针对重返工作的经验和意义的相关观点研发此量表。我国学者郭亚雯[15]等学者于2020年汉化成中文版本，并且在社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中进行验证。该量表包括A、B两部分，分别评估工作能力支持和重返工作的影响。A部分包括三个维度，分别为生理、思考与沟通、社交行为，共16个条目，各条目得分有7个等级，1-7分工作能力越独立。第二部分B部分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重返工作障碍，共12个条目，评分准则按照三个级别，分别是不太可能（-1分）、不确定（0分）、有可能的（+1分）。Cronbach’sα系数为0.645～0.933，各维度信效度良好。

然而，现有评估工具在信效度、适用人群和评估维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RTW-S更侧重于评估患者的心理准备度，而WSS则更关注工作能力。此外，一些工具可能更适合特定疾病群体，如癌症患者、精神疾病过脑卒中患者。因此，在选择评估工具时，需要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目的。

二、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现状分析

研究表明，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普遍较低[16]。不同疾病群体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存在差异，如癌症[17-19]患者和心血管疾病[20, 21]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可能低于骨科患者。此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也会影响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22]。从时间维度来看，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通常随着康复进程而提高[23]，但这一过程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一些患者可能在出院后数月内恢复工作能力，而另一些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24]。值得注意的是，过早或过晚重返工作都可能对患者的健康和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国外重返工作准备度理论早期来自于医疗保健系统、工作场所和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工人受伤重返工作的相关研究[25]，并且有研究结果表明准备度水平与生理健康、功能残疾、疼痛、心理健康、抑郁症状、对工作和身体活动的恐惧-回避等理论上相关的构念有关[26]。Wisenthal A.[27]等人的研究表明，主动维持组的个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表现出较低的恐惧-回避水平，而沉思和不确定维持阶段与高抑郁症状相关。Aasdahl[3]等的研究评估了挪威一年内因病请假的397名患者，在进行正念干预以及职业康复解答指导后有206名顺利重返工作。Jarvis H.L[28]等对青年脑卒中患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有高达44%的患者无法重返工作岗位，由此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耗费了英国约19亿美元。青年卒中后的高经济成本和对生活质量的显著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应特别关注这一年龄段。

国内学者陈小萍[29]等对228名肾癌术后患者重返工作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手术类型、焦虑抑郁情绪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性差异。该研究与张庚赞[30]的研究结果相似。曾庆威等对青少年癌症患者重返校园的质性研究表明，重返校园对于青少年癌症患者疾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均有重要意义。龚爱萍[31]的研究结果显示，425例血液透析患者中105例重返工作岗位，其中75.2%的患者处于不确定维持阶段；未重返岗位患者，大部分处于前意向阶段，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较低。赵新娜[32]对103例未重返工作的中青年PCI病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12例未重返工作岗位的病人中，意向阶段得分最高，表明多数病人处于意向阶段，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较低。患者大多数缺乏疾病本身相关知识，对自身疾病如何护理不清楚。

重返工作是患者患病后重返社会的重要指标，影响重返工作的因素较多，部分患者对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

四、影响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因素

1、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居住地等，这些因素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赵亚杰[33]等的研究表明，中青年肺癌患者年龄18～44岁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较高，这与赵新娜[34]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年龄阶段的患者在家庭中处于核心位置，有更多的职业压力或家庭责任，因此在疾病恢复阶段，更新倾向于积极康复，早日重返社会，回归工作岗位。而较年轻患者可能未婚或独自生活，较少关注家庭责任感意识不强[35]，或是适应于独自生活。王钰洁[36]的研究表明为由于经济压力存在显著性意义，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的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越低。但本研究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与重返工作呈负相关，医疗支付能力不足导致患者平均住院日延长后更容易失去工作，与王娟[37]等对鼻咽癌幸存者的调查结果相似。这是因为收入低的患者往往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职场社会救助服务匮乏，从而导致患者因医药费用不足，导致治疗延误，影响其重返工作岗位。研究表明，未婚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水平明显较已婚患者低，原因可能是已婚者可能有配偶的支持[38]，但同时也可能因为家庭责任（如照顾孩子、老人）而感到压力。此外，家庭支持可以提供良好的饮食起居、康复等促进健康的措施，有助于患者积极应对挫折[39]。

2、疾病特征如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方式、功能锻炼和并发症等直接影响患者的身体功能。王亮亮[40]对重症肌无力病人重返工作的研究中，198例患者中未重返工作中51.8%的患者处于前意向、意向阶段，患者没有趋于行动阶段，患者由于疾病特殊性，肢体容易乏力，难以坚持正常工作时长。并且外出工作环境复杂，疏忽就会导致肌无力危象，对患者的生命产生严重威胁[41]。

3、心理状态如心理学因素包括心理一致感、积极应对、病耻感、焦虑抑郁等。积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为未返岗肝硬化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保护因素[42]，在未返岗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家庭弹性既可以直接影响重返工作准备度,又可以经心理一致感间接影响重返工作准备度[43];在已返岗的中青年肺癌患者中心理一致感间接影响重返工作准备度[44]。医护人员应加强对疾病知识的宣教，降低患者疾病不确定感水平，提高其自我效能感，进而改变患者应对方式，帮助未返岗患者进阶到高水平准备度。积极应对在已返岗乳腺癌患者中与重返工作准备度呈正相关[45]，积极地应对方式有助于患者以豁达的心态应对疾病，面对生活，积极早日重返社会以及工作岗位。医护人员应调动患者的家庭支持，引导患者积极应对，降低其疾病不确定感，帮助已返岗患者维持在较高水平准备度。Arends I[46]等的研究对已返回工作的常见精神障碍（CMD）患者(N=158)进行问题解决干预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在基线以及3、6和12个月随访时收集焦虑和抑郁症状、工作功能和重放工作的信息。本研究中潜在类增长分析，缓慢恢复（高度焦虑和抑郁症状、中度至低工作功能和快速RTW）;快速恢复（低焦虑和抑郁症状、高工作功能和快速RTW）;逐渐恢复（焦虑和抑郁症状减轻、工作功能增加或降低以及快速RTW）。工作投入度较高且愿意继续工作的参与者更可能属于快速恢复组。许多CMD患者在RTW后的一年中经历高水平的精神健康症状和工作功能问题。建立现实的康复预期（针对患者及其环境）对于成功和可持续的康复和参与工作非常重要。

4、工作环境因素如工作强度、灵活性和雇主支持等也会影响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适应时间。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社区资源等[47]，在患者康复和重返工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

五、提高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干预措施

针对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干预措施。职业康复是最常用的干预方法之一，包括工作能力评估、职业培训和岗位适应等。这些措施旨在帮助患者恢复工作能力[48]，提高工作适应性。心理支持也是重要的干预手段，如认知行为疗法[49]和压力管理等，可以帮助患者应对重返工作过程中的心理挑战。

健康教育是另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提供疾病知识、康复技巧和工作相关信息的培训，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工作信心。此外，多学科团队合作[50]和个案管理也被证明是有效的干预策略。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单独或组合使用，具体选择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认知工作强化(CWH)是一种多因素、以工作为导向的干预措施，实证研究支持其在抑郁发作后恢复工作中的作用。Wisenthal, A.[27]的研究中表明报告详细说明了使用CWH为个人在因抑郁症休伤残假后重返工作岗位做好准备。她参加了为期4周的CWH项目，该项目解决了疲劳和体力下降、认知能力下降、计算机技能过时和焦虑加剧等问题。工作模拟能够重建认知能力，并伴随着工作耐力;任务掌握增强了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应对技能的发展满足了压力管理和果断沟通策略的需要。到项目完成时，客户自我报告的工作能力有所提高，疲劳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均有所降低。工作表现的临床指标表明，客户已准备好重返残疾前的工作。完成CWH后三个月，客户报告说她正在工作，表现良好，工作了一整天，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该报告提供了关于CWH如何应用于抑郁症后恢复工作的准备的见解，具有积极的结果。

六、结论

本文综述了中青年住院患者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重返工作准备度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受多种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在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长期随访研究不足，以及跨文化研究的缺乏等。

未来的研究应着重于开发更全面、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开展长期随访研究以评估干预措施的长期效果，以及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还应加强多学科合作，整合医疗、心理、职业和社会资源[51]，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支持。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提高中青年住院患者的重返工作准备度，促进他们的职业康复和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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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文新（1997.02.26-），女，山西省临汾市，护士，硕士，研究方向：急危重症护理，电话：18406565601
通讯作者：王文杰（1973.08.13-），女，湖北省十堰市，本科，研究方向：急危重症护理，主任护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