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源性腹泻患者微生物学致病菌检验结果研究

【摘要】目的：分析2023年1月-2025年1月320例食源性腹泻患者的微生物学致病菌检验结果，为食源性疾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采集患者粪便标本进行病原菌培养、鉴定及相关检测，同时对食品污染物进行监测。结果：320例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中，共检出致病菌66例，总阳性率为20.63%。共检测食品样本356份，阳性样本51份，总阳性率13.97%。结论：该地区食源性腹泻的主要致病菌为沙门氏菌，食品污染物监测显示熟肉制品、水产品等类别存在较高风险。

【关键词】食源性腹泻；微生物学；致病菌；检验结果

食源性腹泻根源在于患者食用了被致病微生物污染的食物或水，这一现象会直接威胁个体健康，还会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构成影响[1]。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食品供应链更加多样，食源性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不断扩大，因此应引起重视[2]。准确识别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中的致病菌种类，以及监测食品中的污染物情况，是制定有效防控对策的重要步骤。本研究对2023年1月 - 2025年1月本地区320例食源性腹泻患者进行微生物学致病菌检验，并对相关食品污染物进行监测，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2025年1月在本地区医疗机构就诊的320例食源性腹泻患者，所有患者均有食用可疑污染食物史，临床表现为腹泻（每日排便3次及以上，且粪便性状异常），可伴有腹痛、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同时，采集与患者可能相关的食品样本共365份，包括熟肉制品（80份）、水产品（75份）、乳制品（65份）、凉拌菜（60份）、烘焙食品（45份）及其他食品（40份）。1.2方法

1.2.1标本采集

①粪便标本：患者在就诊时，采集新鲜粪便标本，并进行检测。②食品标本：按无菌操作原则，采集各类食品样本，置于无菌采样袋中，标注好食品名称、采样地点、采样时间等信息，尽快送至实验室。  

1.2.2检验方法

（1）粪便标本检验：①直接涂片镜检：取适量粪便标本涂于载玻片上，革兰氏染色后镜检，观察细菌形态、排列及运动性等特征。②分离培养：将粪便标本接种于多种选择性培养基，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选择性培养基（SS琼脂）、麦康凯琼脂培养基、TCBS琼脂培养基等，分别置于35℃-37℃恒温培养箱中培养18 - 24小时。③鉴定：挑取可疑菌落进行生化鉴定和血清学鉴定，明确致病菌的种类。（2）食品标本检验：①菌落总数测定：按照GB 4789.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进行操作，计算食品样本中的菌落总数。②大肠菌群测定：依据GB 4789.3 - 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检测食品中的大肠菌群。③致病菌检测：针对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志贺氏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常见食源性致病菌，采用相应的选择性培养基和鉴定方法进行检测。

1.2.3质量控制

实验室所用培养基、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验操作。每批实验设立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2结果

2.1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致病菌检验结果

320例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中，共检出致病菌66例，总阳性率为20.63%。见表1。

表1 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致病菌检验结果[(n%)]

2.2食品污染物监测结果

共检测食品样本365份，阳性样本51份，总阳性率13.97%。见表2。

表2 食品污染物监测结果[(n%)]

3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食源性腹泻的发病率显著上升，根据 WHO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调查，由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疫情频发，从家庭聚会、到餐馆就餐，都可能是传染源[3]。会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腹痛、腹泻、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生理症状，并会威胁到健康，特别是儿童、老人、孕妇和免疫力较差的人群。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暴露出食品安全制度存在缺陷，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等各个阶段的卫生监管不力，民众对食物安全的认识不足[4]。从长远来看，这不但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利益，更严重地打击了公众对食物的信任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明确食源性腹泻的致病菌是疾病防控的关键环节。食源性腹泻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爆发具有突然性、群体性以及传播性。当致病菌不明确时，疾病防控工作更加困难。 从传播途径来看，不同致病菌的传播方式也有差异。例如，志贺菌属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多因食用被带菌者粪便污染；而沙门氏菌除了粪-口传播外，还会存在于被污染的蛋类、禽肉等食物中，在食品加工、储存过程中，通过交叉污染而传播[5]。明确致病菌后，可以追踪至其传播源头，将传播途径切断。如在餐饮行业，如果发现某起食源性腹泻情况，是由沙门氏菌引起，可对食材供应环节进行排查，禽蛋类和肉类的处理应符合卫生标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如消毒和隔离，以防止疫情扩散。在易感人群的确定上，明确致病菌也十分关键。不同致病菌的致病性有所差异，对不同人群的侵袭力也存在不同。例如，老年人、儿童等免疫力低下人群，对某些致病菌如大肠杆菌 O157:H7 更易感，感染后症状更加严重，并会引发并发症[6]。了解致病菌种类，可以对易感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和防护，提前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指导其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高风险食物，以降低感染风险。对于疾病预警，明确致病菌是重要依据。通过分析对以往食源性腹泻致病菌的监测数据，可了解不同致病菌的流行趋势、季节分布规律和地域差异[7]。例如，在夏季，因为气温较高，容易繁殖细菌，弧菌属致病菌引起的食源性腹泻相对高发。在秋冬季，病毒导致的腹泻会增多。基于以上规律，可提前进行疾病预警，调配医疗资源，在疾病高发期强化防控，如加大对食品市场的抽检力度、强化餐饮服务行业的卫生监督等，有效降低食源性腹泻的发病率。

在临床治疗中，明确致病菌是制定科学用药方案的前提。食源性腹泻患者的症状虽差别不大，但不同致病菌引发的感染，其治疗药物却有着较大差异。例如，对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如沙门氏菌、志贺菌感染，一般使用抗生素治疗，但是不同菌种对抗生素的敏感性也有所差异[8]。若致病菌不明确，医生仅能凭经验给药，会导致抗生素的使用不合理，难以有效控制疾病，还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增加治疗难度。当明确致病菌后，可通过药敏试验选择敏感抗生素，对患者进行精准治疗，提高治愈率，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具体来讲，凭借医生经验用药，因为对致病菌的判断不足，医生会选择广谱抗生素治疗。但是，广谱抗生素在杀灭致病菌的过程中，也会破坏患者肠道内的正常菌群平衡，造成肠道微生态紊乱，引发腹胀、便秘等不良反应[9]。例如，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会使艰难梭菌过度生长，引发伪膜性肠炎，使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另外，不当的抗生素会筛选出耐药菌株，这些耐药菌在患者体内传播，若对致病菌进行明确后，会面临无药可用的状况，让治疗更棘手。从精准治疗的角度来看，在确定了致病菌之后，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可以为临床合理选用抗菌药物奠定基础。以大肠埃希菌为例，发现各亚型大肠埃希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有明显差别。通过药物敏感性检测，准确地选择三代头孢菌素、氟喹诺酮类等对其敏感的药物，针对性地开展针对性地用药，在达到迅速控制感染的同时，能有效地减少药物使用及用药时间，从而减小耐药性。如果是由病毒感染导致的，比如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一旦确定了病因，就可以不再应用抗生素，而是通过对症进行调理，比如补水、电解质、调整肠道菌群等，这样可以减少患者的副作用，加快其病情恢复。

本研究中，食源性腹泻患者粪便标本致病菌总阳性率为20.63%，这一数据明确揭示了该地区食源性腹泻主要是由微生物感染所引发。其中，沙门氏菌占比为8.33%，也是常见的致病菌，这个结果是因为沙门氏菌大量存在于动物肠道中。在食品供应链中，肉类和蛋类是沙门氏菌的主要传播媒介，其加工、储存以及运输过程中的疏忽均会发生细菌污染，从而通过食物传播给人类。所以，加强肉类和蛋类产品的卫生监测，这对食源性疾病至关重要。大肠埃希氏菌（19.69%）和金黄色葡萄球菌（22.72%）的检出率较高，在所有致病菌中占据显著位置[10]。该菌主要会存在于海产品中，比如鱼类，其生长繁殖与海洋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提示食品加工过程中的交叉污染和储存不当是重要风险因素。其他致病菌也会引发食源性腹泻。这些细菌的来源多样，涉及食品加工中的交叉污染、个人卫生不佳等诸多方面。因此，从源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应严格把控，是降低食源性疾病风险的关键。

食品污染物监测结果显示，总阳性率为13.97%，这一数据较低，但依然表明该地区食品存在着一定卫生问题，应引起重视。熟肉制品占据着25.00%的阳性率，这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存在卫生不达标。例如，刀具、案板等工具没有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并对这些工具进行重复使用，进而易造成交叉污染，使熟肉制品变成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需要对熟肉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进行严格把控，需定期消毒工具进行，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水产品的阳性率也较高，为16.00%，这是因为水产品本身会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同时，在储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因为温度控制不当、包装破损等因素，水产品会更容易受外界环境污染。乳制品和凉拌菜、烘焙食品虽然阳性率相对较低，但也存在一定的污染风险。乳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多因素影响，如原料奶的质量、生产设备、包装材料的卫生状况等。凉拌菜和烘焙食品更易受到操作人员不良的卫生习惯影响，如手部清洁不彻底、食材处理不当等均会导致污染。

综上所述，该地区食源性腹泻的主要致病菌为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食品污染物监测显示熟肉制品、水产品等类别存在较高风险。

【参考文献】

[1]黄亮. 2012—2022年常州市某区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归因分析[J].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 2024, 16 (2): 151-155.

[2]王超, 王同瑜, 牛彦麟, 吴阳博, 姜金茹, 马晓晨. 2018—2022年北京市成人食源性腹泻主动监测结果分析[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24, 40 (6): 630-637.

[3]方欢, 王洁莲, 唐满妹, 王珏鑫, 苏俊枝, 胡晓军, 廖勇, 雷琼. 赣州市食源性腹泻患者分离沙门菌耐药性和分子分型特征研究[J].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24, 36 (4): 471-477.

[4]兰光, 闫静, 张璟, 申艳琴, 李欣颖, 刘小菊, 何婕, 李保娣. 2022-2023年甘肃省食源性腹泻病病原的监测分析及多病原检测方法的探索[J]. 疾病监测, 2024, 39 (5): 542-546.

[5]张梅, 闵敏, 赵姝旻. 仪征市2012—2018年度食源性疾病病原菌检测结果分析[J]. 食品安全导刊, 2024, (9): 66-68.

[6]张楚, 王晨蕾, 殷荣荣, 陈留萍, 杨彦玲, 刘志涛, 赵江. 2020-2021年云南省食源性沙门氏菌感染腹泻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24, 40 (2): 111-115+122.

[7]舒轶, 陈樱花, 赵晶. 食源性腹泻患者微生物学致病菌检验结果情况分析[J]. 现代诊断与治疗, 2023, 34 (23): 3565-3567.

[8]李永利, 翟志雷, 张焱. 沙门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病例临床症状分布特征比较[J]. 现代疾病预防控制, 2023, 34 (12): 906-911.

[9]刘伟, 尹可欣, 赵振. 2015-2019年北京市海淀区食源性腹泻病原监测结果流行特征分析[J].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 19 (3): 138-142.

[10]吕金昌, 陈东宛, 高彭, 何朝, 刘秀峰. 2017年～2019年北京市顺义区成年人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结果分析[J]. 医学信息, 2021, 34 (16): 15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