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分析高龄不孕女性（35岁及以上）面临的生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在我院生殖中心就诊的600例不孕女性，通过生育压力量表（FPI）、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和HAM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等工具评估生育压力及潜在影响因素。所有数据采用SPSS 27.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高龄女性（B组和C组）在生育压力总分及各维度上显著高于非高龄组（A组）。生育压力与年龄、不孕年限、焦虑、抑郁得分呈正相关，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焦虑和抑郁得分分别与生育压力呈显著正相关。结论：高龄不孕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较大，特别是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因素起到重要作用，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有助于减轻生育压力。建议为高龄不孕女性提供心理咨询和支持，以改善其生育压力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因素分析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育观念的改变和女性职业压力增加，女性生育年龄普遍推迟，高龄（≥35岁）不孕女性比例逐年上升[1]。高龄本身伴随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卵子质量降低及妊娠并发症风险增加，使这部分人群面临独特的生育挑战和巨大的心理社会压力[2]。生育压力不仅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婚姻满意度，还可能干扰辅助生殖技术的疗效[3]。本研究旨在调查不同年龄段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水平，重点分析影响高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的关键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和支持策略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在我院生殖中心就诊的600例不孕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诊断为不孕症（连续12个月未避孕未怀孕）；②年龄25～45岁；③无严重精神疾病；④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有严重内科疾病（如严重的心脏病、肝肾功能不全等）；②不孕原因明确为男性因素；③拒绝参与研究或问卷填写不完整。然后将所有入选受试者根据年龄分为三组：A组（25～34岁，n=200）、B组（35～39岁，n=200）、C组（40～45岁，n=200）。比较三组生育压力水平，并分析高龄不孕女性（35岁及以上，B组和C组）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

1.2方法

1.2.1 生育压力评估

采用生育压力量表（Fertility Problem Inventory, FPI）[4]评估生育压力，量表包含46个条目，分为5个维度：社会压力、个人压力、婚姻关系压力、性生活压力和对未来生育的担忧。每个条目采用6分制评分（1=完全不同意，6=完全同意），总分范围46～276，分数越高表明生育压力越大。问卷由专业人员在患者就诊时发放，现场回收，确保数据完整性。

1.2.2 影响因素收集

分析以下潜在影响因素：①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职业（全职、无业、自由职业）、家庭年收入；②不孕相关因素：不孕年限（5年）、不孕类型（原发性不孕、继发性不孕）、辅助生殖技术（ART）使用情况（未使用、已使用）；③心理因素：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和HAMD）评估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HAMA>29分可能为严重焦虑；29-21分肯定有明显焦虑；20-14分肯定有焦虑；超过7分可能有焦虑；小于6分没有焦虑症状。HAMD：<8分正常、8~20分可有抑郁、21-35分可确诊抑郁、>35分严重抑郁；④社会支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估，包含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总分范围12～66，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强。数据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结合患者病历资料核实不孕相关信息。所有问卷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指导患者填写，确保数据准确性。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7.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生育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所有检验为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三组不孕女性基线资料比较 

如表1所示，三组研究对象在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家庭月收入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龄组（B、C组）的不孕年限显著长于非高龄组（A组）（F=25.131, P<0.001），且C组不孕年限最长。继发性不孕的比例在C组显著高于A、B组 （x2=12.706, P=0.002）。既往接受过辅助生殖技术（ART）治疗的比例及治疗次数、有流产史的比例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 （P均<0.001），C组最高。

表1 基线资料比较

2.2三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评分比较

生育压力总体及各维度评分在三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随着女性年龄增长，FPI总分及社会关系关切（SC）、父母角色需求关切（NP）、拒绝无子女生活态度（RCL）、夫妻关系关切（RC）四个维度得分均呈显著升高趋势。两两比较显示，除性关系关切（SxC）维度仅C组显著高于A组外（P<0.05），其他各维度中，B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A组（P均<0.01），C组总分及各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B组和A组（P均<0.01）。

表2 三组不孕女性生育压力评分比较

注：*表示与A组比较P<0.01；** 表示与A组比较P<0.001；&表示与B组比较P<0.001。

2.3高龄不孕女性组生育压力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对B组和C组合并的高龄不孕女性（n=400）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生育压力（FPI总分）与年龄、不孕年限、HADS焦虑得分、HADS抑郁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 P<0.01）。生育压力（FPI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SSRS）、婚姻满意度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0, P<0.01）。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高龄不孕女性组生育压力与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注：* 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数据均符合双变量正态分布）

3讨论

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高龄不孕女性（≥35岁）面临的生育压力显著更高，特别在社会关系、父母角色需求、拒绝无子女生活和夫妻关系维度上，随年龄增长压力显著增加。这与高龄女性卵巢功能下降、妊娠成功率降低及社会期望增加有关。本研究中的C组（40～45岁）生育压力最高，可能因其不孕年限最长、继发性不孕比例及流产史更高，可以看出该年龄段的不孕女性在生理、社会心理等方面有着多方面重叠的影响因素，所以其生育压力最高[5]。

另外相关性分析显示，年龄、不孕年限、焦虑和抑郁得分与生育压力呈正相关，而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提示心理状态和社会支持对于调节生育压力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焦虑和抑郁的高相关性较高，分别为r=0.521和r=0.487，说明心理干预对高龄不孕女性至关重要。而社会支持与之呈负相关，r=-0.396，说明家庭、朋友及医疗方面的支持力度越大，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就更小。

总的来看，本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比如未深入探讨文化背景和经济压力的具体影响，未来可纳入更多变量进行多中心研究。基于此，建议生殖中心为高龄不孕女性提供心理咨询、支持小组及夫妻沟通辅导，以减轻生育压力，提升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参考文献：

[1]林瑞梅.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罕少疾病杂志,2024,31(11):106-107.

[2]韦日苑.生育压力与应对方式对女性不孕症患者的影响及其相关性研究[J].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25(5):189-191.

[3]万玲,林丽慧,曹雅文,等.不孕症女性病耻感、生育压力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21,29(7):1339-1343+1347.

[4]王萌,王晓丽,汪梦迪,万盈璐.简易版生育压力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循证护理,2023,9(18):3371-3373.

[5]唐纯芳,陈妙虹,周利娜,等.女性不孕症患者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一项混合方法研究[J].当代护士(下旬刊),2025,32(5):13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