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13738/j.cnki.acc.qklw60536
- 专辑:
科学Ⅰ辑;信息科技
- 专题:
信息、科学;综合科技
- 分类号:
G90;N92
摘要:目的:分析基于头针及督脉针刺并联合康复技术治疗中风后痉挛瘫痪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2024年1-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中风瘫痪痉挛期患者180例。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3组(针灸组、康复组、针灸结合康复组)。三组同等常规治疗,分别给予针灸治疗、康复治疗、针灸与康复联合治疗。分析不同治疗方式对患者的预后疗效。结果: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NIHSS、NDS的评分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上肢Fugl-Meyer评分、下肢评分及Barthel指数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三组患者肝肾功能指标(ALT、AST、TBIL、Cr、BUN、UA)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改善了患者的神经功能、运动功能,提升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值得推广。
关键词:头针;督脉针刺;联合;康复技术;中风后痉挛瘫痪
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由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导致的运动控制异常,患者常出现肌张力增高、关节活动受限等典型症状,严重影响肢体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现代医学在急性期治疗中虽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但对慢性期痉挛状态的调节仍存在明显局限。常规康复训练虽能改善部分运动功能,但对神经肌肉协调性的重建作用有限,且起效周期较长,难以满足患者对功能恢复的迫切需求[1]。近年来,中医针灸在神经系统疾病康复领域的独特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头针疗法依据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理论,通过刺激特定头皮反射区,可直接作用于受损脑区,调节中枢神经递质水平。督脉作为阳脉之海,其循行路线与脊髓中枢密切关联,针刺督脉穴位可激发经气运行,改善脊髓层面运动神经元的调控功能[2]。这两种针刺方法分别从大脑皮层和脊髓中枢两个层面形成干预靶点,理论上具有协同调节神经传导通路的潜在优势。本研究通过整合传统针刺疗法与现代康复评估体系,旨在探讨该综合方案对中风后痉挛性瘫痪患者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24年1-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180例卒中后溶栓取栓患者。采取电脑随机数字分组方式分为3组(针灸组、康复组、针灸结合康复组),各60例。针灸组男30例,女30例,年龄40-73岁,均值(65.36±2.69)岁。康复组男29例,女31例,年龄41-74岁,均值(65.41±2.63)岁,针灸结合康复组男女分别是28/32(例),年龄42-75岁,年龄(65.44±2.71)岁。三组患者的各项病史资料经过查验,无任何问题,具有可比性,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P>0.05)。
1.2 诊断标准
(1)西医诊断依据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需结合头颅CT或MRI影像学检查确认病灶位于颈内动脉系统。(2)中医诊断遵循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主症包括偏瘫、神识昏蒙或言语障碍,次症涵盖头痛、眩晕等,且具备2个主症以上或1个主症2个次症,结合急性起病特点及年龄因素综合判断。(3)痉挛期诊断参照Brunnstrom六阶段分期标准,要求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处于Ⅲ~Ⅳ期,表现为上肢屈肌与下肢伸肌张力显著亢进,形成典型痉挛模式。
1.3 纳入标准
(1)同时满足西医与中医诊断标准,并经影像学证实为颈内动脉系统病变。
(2)发病时间控制在2周以上且中风次数不超过2次,年龄范围限定为40~75岁。(3)临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中肢体功能缺损需累计≥10分,患者意识清醒且生命体征平稳,MMSE认知评分≥21分以确保指令依从性。(4)纳入病例需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分组治疗及随访安排。
1.4 排除标准
(1)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逆性神经功能缺损及非脑血管病因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病例。(2)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合并严重心肝肾疾病、造血系统疾病、精神疾病或恶性肿瘤者不予纳入。(3)接受脑出血开颅手术或存在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者,同时筛除MMSE评分<21分的认知障碍患者。
1.5 脱落病例标准
(1)患者因依从性差自行退出治疗,或研究者因严重不良反应终止干预时
均视为脱落。(2)治疗期间新发严重脏器疾病、意外妊娠或出现失访超过3个月
者纳入脱落病例。(3)发生与研究干预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1.6方法
针灸组治疗方案基于“舒经活络,通督解痉”的治疗原则,采用多穴位联合针刺方法。具体方式如下:(1)取穴以头针、督脉及华佗夹脊穴为核心,结合体针辨证施治。头针选取双侧运动区及颞三针(耳尖直上2寸及前后各1寸共三穴),采用沿皮透刺法,针体与头皮呈15°~30°角快速刺入帽状腱膜下层,进针深度约30mm,每间隔1寸行排刺,留针40分钟,期间行针1次以维持刺激强度。督脉自大椎至长强穴段,每隔2~3个椎间隙选取一穴,针尖向上斜刺10~20mm,重点刺激筋缩、至阳等穴以调节脊髓中枢功能。华佗夹脊穴沿脊柱两侧自颈项至腰骶部,每间隔2~3椎体斜刺15~30mm,针尖朝向椎体方向,改善局部气血运行。(2)体针主穴包括患侧肩髃、曲池、外关、合谷及下肢伏兔、足三里等阳明经穴,辅以肩三针、环跳等局部穴位。肩髃直刺30~50mm,曲池直刺25~35mm,合谷与外关直刺15~30mm,均采用平补平泻手法。针对并发症进行穴位加减:吞咽困难者加项丛刺(风池至完骨连线平刺)及廉泉、下廉泉向舌根方向刺入15~30mm;言语障碍者加四神聪、百会及言语区头针;肩手综合征疼痛局部施以温针灸。(3)辅助疗法包括电针与拔罐。电针选用华佗牌G6805Ⅱ型仪器,于肩髃-曲池、环跳-阳陵泉等穴位对连接导线,采用连续波(频率30Hz),强度以患者耐受为限,持续20分钟。拔罐治疗于背俞穴及患肢肌群施行走罐,隔日1次以缓解肌张力。针具采用φ0.35mm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针,严格遵循《针灸技术操作规范》消毒流程。治疗频次为每周6次,4周为1疗程,全程配合常规药物调控血压、血糖及脑细胞活化治疗。
康复组治疗方案具体方式如下:(1)治疗初期通过抗痉挛体位摆放调整异常姿势,包括患侧卧位、健侧卧位及仰卧位的标准化支撑,使用楔形垫、枕头等辅助器具维持肩关节前伸、肘腕伸展及下肢适度屈曲位,每日体位维持总时长不低于6小时,以抑制异常运动模式。动态训练采用Brunnstrom技术分阶段推进,包括坐位平衡三级训练(静态维持、动态摆动及抗阻稳定)、坐站转换中的重心前移控制(Bobath握手引导躯干前倾),以及立位重心转移与患侧负重训练,每次训练30分钟,每日2次。(2)步行能力恢复采用减重平板训练与平行杠内步态分解练习相结合,初期设定减重比例30%~50%,步速控制在0.2~0.3m/s,逐步过渡至徒手步行。上肢功能训练强调分离运动诱导,通过肩关节前屈-外展-内收的轴向控制练习,配合滚筒、木钉板等作业疗法器材完成抓握-释放任务,每日完成3组,每组15次。肌张力调控采用Rood技术中的冰敷、快速牵伸等抑制方法,对屈肌群实施节律性稳定等长收缩,每次干预10分钟。(3)辅助治疗整合物理因子干预,包括功能性电刺激(FES)作用于胫前肌及腕背伸肌群(频率30Hz,脉宽200μs),每日20分钟;经颅磁刺激(rTMS)选择健侧大脑M1区低频刺激(1Hz,90%运动阈值),每周5次。疗程设置为每周治疗6日,连续4周为1周期,治疗全程采用改良Ashworth量表及Fugl-Meyer评分动态监测疗效,并根据肌张力变化调整训练强度。
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方案具体方式如下:(1)治疗方案为针灸组的优化技术加康复组的康复方法。(2)每周治疗6天,休息1天再继续治疗, 4周为1疗程。治疗前、治疗后14天及1疗程后记录各评定量表。自愿坚持治疗者,疗程间休息15天,再进行下个疗程。
1.7观察指标
对比三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DS),评估患者意识、语言、运动及感觉功能损伤程度。各量表分值均为42分,分值越低则代表患者状态越好。
对比三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分别在治疗前后采取简式Fugl-Meyer运动评分(FMA)评估患者上肢及下肢运动功能,其中上肢为0-66分,下肢为0-44分,分值越高则患者肢体功能越理想。采取对Barthel指数(BI)用于评估进食、穿衣、如厕等基础生活能力,ADL量表细化分析工具使用、家务参与等高阶功能恢复情况,评分范围0-100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越好。
对比三组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标。在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患者空腹状态下的静脉血液5ml,检测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血肌酐(Cr)、尿素氮(BUN)、尿酸(UA)。
1.8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进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三组间的总差异采用因素ANOVA进行检验,采用LSD进行事后多重比较。计数资料用n(%)表示,三组间的总差异采用χ2检验,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比三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NIHSS、NDS的评分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见表1。
表1 三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对比
组别 | 例数 | NIHSS | NDS |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
针灸组 | 60 | 15.32±2.14a | 10.25±1.87b | 14.50±2.03a | 9.80±1.65b |
康复组 | 60 | 15.45±2.20a | 11.15±1.92b | 14.60±2.11a | 10.50±1.78b |
针灸结合康复组 | 60 | 15.20±2.08a | 8.30±1.45b | 14.30±1.95a | 7.90±1.32b |
F | 0.28 | 24.76 | 0.35 | 26.43 | |
p | 0.756 | <0.001 | 0.705 | <0.001 | |
注:三组NIHSS、NDS治疗前均无统计学差异,aP>0.05。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NIHSS、NDS的评分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bP<0.05。
2.2对比三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上肢Fugl-Meyer评分、下肢评分及Barthel指数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见表2。
组别 | 例数 | Fugl-Meyer(上肢) | Fugl-Meyer(下肢) | Barthel |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
针灸组 | 60 | 20.15±3.22a | 40.25±5.14b | 18.30±2.75a | 32.50±4.20b | 48.50±6.32a | 70.35±8.15b |
康复组 | 60 | 20.50±3.18a | 35.50±4.87b | 18.45±2.80a | 28.75±3.95b | 47.80±6.50a | 65.20±7.80b |
针灸结合康复组 | 60 | 20.30±3.10a | 45.30±5.60b | 18.20±2.65a | 38.40±4.50b | 49.20±6.10a | 78.60±8.90b |
F | 0.15 | 25.30 | 0.12 | 28.15 | 0.24 | 32.50 | |
p | 0.862 | <0.001 | 0.887 | <0.001 | 0.785 | <0.001 | |
表2 三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比
注:三组的上肢Fugl-Meyer评分、下肢评分及Barthel指数治疗前均无显著差异,,aP>0.05。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上肢Fugl-Meyer评分、下肢评分及Barthel指数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bP<0.05。
2.3对比三组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标
三组患者肝肾功能指标(ALT、AST、TBIL、Cr、BUN、UA)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三组患者的肝肾功能指标对比
组别 | 例数 | ALT (U/L) | AST (U/L) | TBIL (μmol/L) | Cr (μmol/L) | BUN (mmol/L) | UA (μmol/L) |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治疗前 | 治疗后 | ||
针灸组 | 60 | 25.15±5.23 | 24.80±5.10 | 28.45±6.10 | 27.90±5.85 | 12.30±3.20 | 12.15±3.05 | 76.50±12.35 | 75.80±12.20 | 5.35±1.20 | 5.30±1.15 | 285.40±45.60 | 282.30±44.80 |
康复组 | 60 | 24.90±5.15 | 24.60±4.95 | 27.80±5.95 | 27.35±5.70 | 12.45±3.15 | 12.30±3.10 | 75.80±12.10 | 75.20±11.90 | 5.40±1.25 | 5.35±1.20 | 290.20±46.20 | 287.50±45.50 |
针灸结合康复组 | 60 | 25.30±5.30 | 25.05±5.20 | 28.60±6.20 | 28.15±6.00 | 12.20±3.10 | 12.10±3.00 | 77.10±12.50 | 76.60±12.30 | 5.25±1.15 | 5.20±1.10 | 280.50±44.80 | 278.60±43.90 |
F | 0.18 | 0.12 | 0.22 | 0.15 | 0.10 | 0.08 | 0.25 | 0.20 | 0.14 | 0.10 | 0.30 | 0.25 | |
p | 0.836 | 0.89 | 0.805 | 0.86 | 0.905 | 0.92 | 0.780 | 0.82 | 0.868 | 0.91 | 0.741 | 0.794 | |
3.讨论
中风后痉挛瘫痪发病机制涉及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引发的脊髓反射亢进与运动控制失调,中枢损伤导致上位神经元对下位神经元的抑制作用减弱,脊髓层面α与γ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失衡,最终表现为肌群张力异常增高及协同运动模式异常。中医理论认为,督脉为“阳脉之海”,其循行路线与脊髓中枢高度重叠,卒中后督脉经气闭阻可致气血运行不畅,筋脉失养而发为拘急痉挛[3]。针灸治疗通过多靶点调节改善痉挛状态,头针疗法依据大脑皮层功能定位理论,直接刺激病灶对应的头皮反射区,可能通过调节脑内γ-氨基丁酸(GABA)、谷氨酸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过度活跃的运动皮层兴奋性,从而缓解脊髓反射亢进[4]。督脉针刺则通过调节脊髓节段中间神经元活性,抑制异常牵张反射,同时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受损神经组织的修复[5]。此外,华佗夹脊穴针刺可增强椎旁交感神经链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协调肌群张力平衡。现代康复技术侧重于运动模式重塑与功能代偿,抗痉挛体位摆放通过生物力学调整抑制异常姿势反射。运动再学习技术利用神经可塑性原理,通过重复性任务训练重建正常运动程序[6]。物理因子治疗如功能性电刺激可直接激活靶肌群,促进主动收缩与松弛的协调。联合治疗的优势在于时空协同与效应叠加,针灸在中枢层面的调控为康复训练创造了神经功能重塑的基础环境,头针刺激后2小时内进行运动想象训练,可借助神经可塑性的时间窗口增强运动皮层与肌肉的联动效率;督脉针刺改善脊髓兴奋性后,结合抗重力体位训练能更有效抑制痉挛模式[7]。同时,康复训练通过强化外周运动反馈,巩固针灸对中枢的调节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1)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NIHSS、NDS的评分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头针刺激直接作用于大脑皮层功能区,调节γ-氨基丁酸等抑制性神经递质释放,降低脊髓α运动神经元异常兴奋性,为康复训练创造稳定的神经调控基础[8]。康复治疗中的抗痉挛体位摆放与运动再学习技术,通过持续的外周感觉输入强化中枢重塑效果,这种协同机制打破单一疗法的局限性,显著提升运动功能恢复效率。(2)针灸结合康复组治疗后的上肢Fugl-Meyer评分、下肢评分及Barthel指数均优于针灸组、康复组,P<0.05。督脉针刺通过改善脊髓中间神经元活性,抑制异常牵张反射,缓解肌群张力失衡;康复训练中的功能性电刺激与分离运动诱导,则针对性增强拮抗肌群协调性,减少屈肌与伸肌的张力对抗[9]。两者结合不仅改善局部痉挛状态,还通过重建正常的运动程序,促进肢体功能的整体协调,从而在日常生活能力提升上体现显著优势。(3)三组患者肝肾功能指标(ALT、AST、TBIL、Cr、BUN、UA)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针灸通过机械刺激与生物电效应调节机体功能,不依赖化学药物代谢;康复训练以运动疗法为核心,无需肝肾参与的药物转化过程。联合治疗方案避免了传统抗痉挛药物的镇静、肌无力等副作用,同时减少长期用药导致的代谢负担[10]。这种非侵入性、低风险的治疗特点,为中风后痉挛瘫痪患者提供了可持续的安全康复路径。
综上所述,针灸联合康复技术治疗中风后痉挛瘫痪具有显著的临床综合效益。通过整合传统针刺的中枢调控优势与现代康复的外周功能重塑机制,联合治疗在改善神经功能缺损、运动协调性及日常生活能力方面表现出协同效应,未来需进一步探索针灸与康复技术的时序协同机制,优化治疗方案以提高长期功能预后的可持续性,推动中西医结合模式在神经康复领域的深度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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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振林(1972.2—),男,安徽界首,本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骨骼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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