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式死亡教育对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的影响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体验式死亡教育对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将上海市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基层工作的60名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27名医务人员为对照组。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的33名医务人员则为观察组，对照组按常规的理论学习进行指导。观察组由安宁疗护团队运用体验式死亡教育方式。两组均观察3个月，评定干预前后两组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变化。结果：干预前，两组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对比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体验式死亡教育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死亡认知，减轻死亡焦虑感，提高医务人员在面对临终患者及家属时沟通能力，帮助临终患者科学面对死亡，提升临终关怀服务的质量与内涵，建议临床推广采纳。

【关键词】体验式死亡教育；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影响；

近年来，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及恶性肿瘤疾病发生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及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死亡质量及死亡教育问题也在不断重视，通过对死亡质量及死亡教育的关注来确保能够以良好的心理状态直面死亡[1]。死亡教育是一种针对死亡为核心开展的教学工作，主要通过向人们传递死亡相关知识、培养与提升死亡事件应对及处置能力，并养成正确科学的生存死亡价值观念，在面对死亡时也能够以良好心态来面对。而通过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开展的调查结果来看，部分医护人员在面对死亡事件时，存在惊恐、不知所措、冷漠麻木等表现及心理状态，无法正确了解临终患者及家属的真实需求，且在与患者及家属进行说明时无法正确沟通和表达[2]。死亡焦虑则是指人们对于即将来到或终将来到的死亡存在恐惧、焦虑、抑郁、不解、不安等情绪，对而临终患者而言，存在死亡焦虑无可厚非，每个人对于死亡均有不同理解，但对于死亡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而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存在死亡焦虑情况不仅会影响其自身身心健康，如未能得到有效疏导和干预，也会一定程度对医疗护理工作质量造成影响。因此，对于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有必要开展有效死亡教育工作，协助其树立正确科学的死亡和生命价值观，工作中能够以正确方法和方式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沟通，提升安宁疗护的人文水平。笔者针对体验式死亡教育对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的影响开展研究，调查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的基层医务人员面对死亡的状态，通过对观察组采用由安宁疗护多学科团队运用体验式死亡教育方式干预，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法，将上海市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基层工作的60名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27名医务人员为对照组，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33名医务人员则为观察组。对照组男12例，女15例；工作年限1-25（15.23±5.32）年；年龄18-60（40.60±2.50）岁；观察组，男15例，女18例；工作年限1-27（16.61±4.62）年；年龄18-60（40.50±2.40）岁；两组基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卢湾分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①在上海市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②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体验式课程的人员；②离职的人员。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按常规的安宁死亡教育理论定期开展学习。

1.2.2 实验组：由安宁疗护团队运用体验式死亡教育方式，具体内容如下：①由安宁疗护病区、医教科、护理部共同组建安宁疗护多学科团队，通过文献回顾及参照国家级学习班的教程确定体验式死亡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②由多学科团队运用体验式死亡教育方式，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死亡教育的培训；③理论课程10次，主要包括对死亡的正确认识，安宁疗护的理念，如何帮助患者面对死亡，如何引导患者自己选择医疗取向，如何协助患者维持和家人朋友的关系等；④体验式死亡教育3次，包括濒死体验、书写遗嘱、及临终关爱志愿者活动。

1.3 研究指标

两组均观察3个月，评定干预前后两组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变化。

1.3.1 死亡焦虑程度：死亡焦虑量表(T-DAS)该量表由美Templer教授研制[3]，杨红学者经跨文化调适的中文版T-DAS[4]。共15个条目，包括情感、压力与痛苦、时间意识、认知4个维度。评分采用“是/非”的方式，每个条目记分为0 /1 分，总分为0-15分，总分＞7分表示高死亡焦虑，分值越高其死亡焦虑越严重[3]。

1.3.2 死亡态度评分：Likert5点评分法进行评定，分值1-5，对应很不满意-很满意，分值高表明态度越好[4]。

1.4 数据处理

统计软件采用SPSS 24.0，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研究涉及计量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基层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相关知识了解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医务人员死亡教育非常了解的仅有8人（13.3%），了解程度一般的有17人（28.3%），而从未曾接触过死亡教育的高达35人（63.3%）。有相关安宁疗护工作经验的医务人员相对没有安宁疗护工作经验的医务人员掌握度相对较高。

2.2基层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知识来源

如表1所示，基层医务人员关于死亡方面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社会传媒、朋友、同事和学校教育，分别为68.33%、46.67%、23.33%，其中社会传媒为最主要来源。

表1 基层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知识来源（n，%）

2.3基层医务人员干预前死亡教育的知识得分( 5. 91 ± 1.54) ，总分10分。基层医务人员对死亡教育知识有所了解，但不全面，尤其对疼痛控制相关内容和安宁疗护准入患者预生存期是多久不熟悉，见表2。

表2 基层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知识掌握情况

2.4基层医务人员干预前后的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情况

干预前，两组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对比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干预前后死亡焦虑程度评分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对比（，分）

3 讨论

3.1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现状分析

关于死亡教育这一理念的讨论最早在1928年的美国，随着国外人员思想的不断开放，到了2004年时，美国有近52%的医疗学院及78%的护理学院针对死亡开展的对应的课程，且基于对于死亡的重视程度，均将死亡教育列为必修课程之一[5]。随着对于死亡主题的不断延伸，逐渐从美国本土发展至其他国家[7]。

我国内关于死亡教育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港台地区，但由于我国内地受传统文化影响，对于死亡这一话题一直处于讳莫如深的状态，较大程度上对于死亡教育的传播和发展造成了影响[7、8]。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思想的开放，部分医疗机构采开始正视死亡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有学者证实有必要开展死亡教育讲座[9]。本研究中，通过运用体验式死亡教育的方式提高医务人员的死亡认知，减轻死亡焦虑感，从死亡焦虑程度评分及死亡态度的评分结果来看，干预前两组死亡焦虑程度评分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对比无差异，而经体验式死亡教育干预后，观察组死亡焦虑程度及死亡态度的评分均显著优于干预前及对照组，且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进一步证实经体验式死亡教育干预能够改善医务工作人员对于死亡的态度和焦虑程度，可促进医护工作顺利开展。这和杨红的研究

3.2体验式死亡教育的效果分析  

有研究指出，临床医务工作者本身临床经验越丰富，感知能力越强，在面对临终患者照看工作时的态度相对比较积极，其临床经验能够准确提高医务工作者自身的感知能力及照顾临终病人的态度[1-12]。且有其他研究提出，经过其他死亡教育教学模式也能够提高干预者对临终病人及家属之间的沟通能力，使其能够以正确的语言和沟通方式缓解病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而应用临终关怀志愿者活动形式的体验式方法，采用质性访谈法进行效果评价，结果发现，临终关怀志愿者活动促进了护理专业学生的成长，可以作为临终关怀教育的一种形式。

目前死亡教育实践性教学方法在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应用较多[13]，本研究的体验式死亡教育主要包括了濒死体验、书写遗嘱、参观殡仪馆、临终关爱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阶段欠缺的临终关怀知识，比如濒死患者的护理、尸体料理、宗教信仰等，基层医务人员迫切需要获得死亡教育，为实施安宁疗护打下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体验式死亡教育应用于基层医务人员中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提高医务人员对于死亡的认知，并极大程度缓解其面对死亡的焦虑感，在面对临终患者及家属时能够正确开展沟通和交流，协助其正确及科学的面对死亡，促使临终关怀服务的质量水平的提升，值得临床推广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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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卫健委课题：体验式死亡教育对基层医务人员死亡焦虑的影响，项目编号:HLQ202118；

上海市安宁疗护科研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23ANLH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