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

摘要：安东尼奥·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赋予了公民社会新鲜的文化生命，开创了从社会文化意义上研究公民社会的理论传统，启动了公民社会观念的当代转向。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独特的文化视角，立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拓展和补充，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概述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主要起源于19世纪，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取得他们社会和文化的领导地位，是利用领导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他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被支配和被领导的社会集团无不屈从了支配集团的话语权威。在葛兰西所处的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暴力革命没有取得像十月革命那样的效果，而是纷纷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在总结东方暴力革命的成功经验和西方的失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反思，从社会结构入手，提出了可以被称之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是以无产阶级政权的夺取和巩固为旨归。

要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需要先了解他的完整的国家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国家是从工具论的角度被理解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被理解为强制性的政治机构。而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在范围上则是有所扩大。他关于国家构成的观点可以从这样一个公式看出来：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即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等在内的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治机构，市民社会主要是由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构成，如教会、学校、新闻出版社等，它们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不受政治社会的控制。对于市民社会，葛兰西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看待的，可以说，市民社会是文化思想关系的所在地，从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依照葛兰西对于国家的这种理解，国家在发挥统治管理方面的职能也可以相应地分成两部分。政治社会发挥着暴力、强制镇压的职能，通过对非统治阶级施以一定的强力措施，以使其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在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则需要利用各种机构和组织获取民众在思想和道德领域的认同和同意，也即利用意识形态职能达到统治的目的。获得使用这些职能的使用权就是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是获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即“精神和道德领导”。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要发现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最有力量的方面，就不能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市民社会的理论家”。今天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仍然是市民社会的理论家，他们在市民社会里生活、交往和批判，像康德在18世纪所憧憬的那样，在这里向世界说话。但葛兰西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在国家的巨大城堡底下，已经像“强大的碉堡和工事的体系”那样屹立着的市民社会，在那些“市民社会的机构”的物质基础上建立一个被他称之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体系。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包含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阵地战三个关键要素。

（一）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是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核心。他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称为市民社会，即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葛兰西认为，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当作有机体的区分，假定一个先于并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一种理论错误，但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区分仍然是可取的。于是他引入了市民社会这个黑格尔的用语，但这就成了领导权概念发生混乱的开始。在他的表述中，领导权首先是市民社会领导权，与国家暴力相对立，它存在于各种市民社会的机构的运作当中；但其次，作为有机体，市民社会与国家又是一个东西，所以“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由强制的铠甲保护着的领导权”，而当领导权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强制的铠甲或暴力的工具就没有必要使用了，国家就成了黑格尔说的教育者，或者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成了一个小政府。最后，在理想上，领导权的胜利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的消亡：“国家的目标就是其自身的终结、自身的消亡，就是政治社会重新纳入市民社会”。另外，它还可以意味着工人阶级政党在市民社会阵地战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和斗争，所以，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葛兰西“不断变更术语、否定自己，并最终用领导权的范畴来思考一切”，就像黑格尔说的，“黑夜里的一切牛都是黑色的”，“但要害是，暴力的环节最终会被领导权的环节吞没”。经济基础、再生产、剥削、阶级斗争、暴力国家机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对象，所有这些作为领导权物质基础的东西，都有可能在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观念所带动的“领导权”的抽象综合过程中被吞没、被耗尽。

获取了文化领导权，就是获得了非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在文化和思想上的认同和同意。这种同意可以说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前提。在葛兰西那里，同意具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自愿的同意，这是民众在自己固有的常识的基础上达成的对含有统治阶级思想的观点的认同，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同，因而具有积极性。另一种同意则带有一定的消极性，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代议制下所创造的一种选举同意，葛兰西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激励民众“自愿”因素的唯一方式。无产阶级为了在市民社会这一交流和抗争的平台夺得文化领导权，需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愿同意，并且，只有当这种同意具有持续性并且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思想的指导之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才更加牢固。

（二）市民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行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待知识分子，赋予知识分子崇高的地位，期望他们在生产、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领导或指导工作。每个阶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与本阶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国家生活中明确地表达他们的阶级在各个领域中的集体意愿。

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组织和传播离不开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支持。葛兰西按照社会生产方式的划分标准，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传统知识分子就是指代表以往生产方式的知识分子，这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的，能够对于人们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葛兰西指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方式不是外部的灌输，而是与被教育者教学相长，与之融合，进行说服教育。而知识分子教育除了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学校和职业上的教育，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以外，还要在无产阶级内部展开教育，葛兰西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教育过程的关键。做好这一教育过程，一方面要培养具有完备知识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抓好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通过这两方面的措施来加强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在无产阶级内部教育，也即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方面，葛兰西强调要加强对无产阶级“批判性的自觉”的培养，使得无产阶级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当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感情、冲动、见识、能力等自发因素。在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所带来的催化作用下，这些自发的因素得到加工和提炼，其中的不合时宜的传统的落后的世界观被革除，更新以具有革命的教育因素的新的世界观。

（三）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方式

葛兰西指出“阵地战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主要途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采取与俄国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阵地战的主要对象是市民社会，其目标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的。要赢得革命，首先要取得文化领导权，而阵地战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内部组织结构，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无产阶级要遵循阵地战的策略，这就是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文化上的渗透、进攻和瓦解，并在这个过程中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获取群众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持。葛兰西指出这一斗争策略的阵地战的性质，但不是否定以暴力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而是认为这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葛兰西运用马克思主义者很娴熟的一套军事化政治话语，把这个领域描述为一个全新的战场。无论想要发动对国家堡垒的正面进攻，还是已经攻克了这个堡垒，完成了“夺取全国胜利”这个毛泽东所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都会发现自己立刻陷入了这个“市民社会要素所代表的堑壕和堡垒”的体系，实际上，就是面对着旧阶级的领导权和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市民社会概念如果是造成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混乱的根源的话，那么，一旦把这个市民社会历史地理解和廓清为领导权斗争的新战场，一个围绕着阶级利益、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进行公开斗争和漫长革命的“阵地战”战场，那么它就使“领导权斗争”获得了真正的历史具体性。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要把市民社会改造为一个阵地战战场，利用其密码、破解其规则，分化和限制其权力，与之斗争和周旋，把它引向革命的政治。这才是葛兰西为我们提出的领导权战略的内核。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

  歌德曾言：“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长青。”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开始展现出极强的发展性和当代性，“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下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保障文化安全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文化领导权其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视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中，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性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文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讲到: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对葛兰西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国的文化安全建设也具有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总体国家安全，是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文化完整性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抵制落后意识形态，牢牢守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构建一套完整有效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二）重视新闻媒体发展，建设本国文化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取得了领导权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了政党、学校和报刊媒体，传播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人都成为传播者，互联网成为言论自由的市场，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展示各自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标准等。建设好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我们能不能掌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也已经成为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意识形态正在通过网络传播，这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走自主道路且正在崛起的中国，要维护民族文化，就必须提高市民社会中广大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通过推进网络和新媒体建设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不断宣传教育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成为指导人民日常生活的价值准则，以巩固自身的文化领导地位。中国媒体只有在世界舆论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自己的声音才能被认可，才能在民族文化交流中不断创新、脱颖而出，为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兼收并蓄，提升文化软实力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重点是获得文化的领导权，从而使本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很多国家都在争夺文化的领导地位，藉此获得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之一，在于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又表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中国要发展先进文化，应对传统文化去芜存菁，同时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顺应时代潮流，使中国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使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虽然直接的殖民主义不复存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往往会借此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西方的主流价值，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所赋予的价值观，以扩张霸权。作为文明古国，中国要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必须要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早日从文化大国发展成文化强国。

四、结语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葛兰西对世界各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考察后产生的。葛兰西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重新定义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独具特色的争夺义化领导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强调了将意识形态渗透到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特殊性体现在文化领导权的组织者和传播者是有机知识分子，也体现在阵地战成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方式。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开辟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途径，在当今时代仍然有可以借鉴之处，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对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这启示我国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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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雅茜（1999.02-），女，汉族，籍贯：甘肃兰州人，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