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困境及对策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高空抛物罪的司法样态进行分析，结合实践中的案例，认为高空抛物罪在司法适用中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和漏洞，界限不清晰造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文章认为高空抛物罪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多完善之处，提出了笔者关于此罪的如何正确认定的理解和对于立法补充与修改的思考，以帮助高空抛物罪走出司法困境提供一定的见解。

关键词：高空抛物；情节严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高空抛物是近些年来常见的一种行为，多发生在有着高楼大厦的城市中，从高空抛物的字面含义以及常识就可知这种行为极大地威胁着高空之下的人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证明了它的危害性，这种高空抛物的行为被大家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一、高空抛物案司法样态列举及分析

（一）司法样态列举

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又来源于实践，只有探究目前的司法实践现状，才能更好的为理论服务。

有关法律法规出现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中国文书裁判网”为数据库，输入关键词“高空抛物”，选择刑事案件为调查对象。如图1所示，从2016年到2023年，总共有183件关键词为高空抛物的刑事案件。

同时根据文书裁判网上的案例作如下表格 1：

如上表中所示，此表中的高空抛物行为都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

如表格 2所示，法院并未查清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由此并未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司法样态分析

根据图1显示，2016年到2021年我国有关高空抛物的案件的数量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2016年到2018年高空抛物刑事案件数量较少，共17件，仅占比9.2%。案件主要分布在2019年之后，数量达到166件，占比达90.7%。而2016年到2018年案件数量总体趋势平稳，且有下降趋势，但在2019年开始呈现上升状态，甚至分别在2020年、2021年呈现井喷式增长。

可见，从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审理高空、坠物意见》出台后开始，到2021年正式规定了高空抛物罪，司法机关对于高空抛物行为逐渐有了统一的审判依据[1]，通过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与整治，使2020年后更多的高空抛物行为通过刑事手段得到了规制，所以2019年到2021年的案件数量增幅最快。

从图1表面上可以看出法院有了统一的审判依据，但实际上也暴露出了问题：高空抛物罪成为了新的罪名适用偏好。

从表1与表2也表明法院会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来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表明司法机关任意解读案情，自由裁量权过大。

笔者认为，“故意”或“过失”为定罪标准，“具体抛掷目的”应该构成量刑而不是定罪标准。

二、高空抛物罪在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上文在进行司法样态列举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下文将在以上文得出的结果基础上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法条缺乏解释

此罪的法条中“其他高空”与“建筑物”是并列关系，但是并未有明确的解释，此罪的名称又名为高空抛物罪，因此这里的“建筑物”应当是有高度要求的，是几楼还是几米呢[2]？暂时没有明确解释。对于“其他高空”的高度也同样没有解释，所以两者都是模糊的。

由地面向上抛掷物品是否属于高空抛物呢？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由地面向上抛掷不应当认定为高空抛物。这是因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的表述，其表达的基本含义是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往下抛掷，即自上往下抛掷，不包括由下向上抛掷[3]。自由落体运动是由地面向上抛掷物品所不具有的。但是，这仅仅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4]，但从客观目的解释来看，高空抛物罪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秩序，从下往上抛掷物品，物品照样会坠落下来，从而扰乱公共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由地面向上抛掷物品又属于高空抛物。

同时，由地面向下抛掷物品是否能构成高空抛物呢？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高空是可以相对而言的，与抛掷平台相比较的应是坠落后的平面。比如在许多的商场中都有地下停车场，也有一些地下场所是对外开放的，属于公共场所；同时地下也有地铁或者工人进行地下作业，都有可能成为抛掷物品的场所。相比较而言，从地面向地下抛掷物品同样有可能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认为只要相对是有一定高度，且行为会造成公共秩序的扰乱，达到情节严重时就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高空抛物行为，构成高空抛物罪。但是这只是非正式解释，如果出具正式解释（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那么在法院审判中才具有效力。

（二）“情节严重”未综合考虑

要注意的是在此罪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而不是量刑条件，所以要构成高空抛物罪应当符合“情节严重”的要求。 

被告人周某某2021年3月至5月期间，为发泄个人情绪，其先后四次从房间内向外抛物：3月17日抛掷一个装满水的百事可乐塑料瓶（1L）、4月12日抛掷一个装有饮料的康师傅茉莉清茶塑料瓶（1L）、4月25日抛掷一个装有饮料的脉动塑料瓶、5月22日抛掷一个锐澳鸡尾酒玻璃瓶，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某从高层建筑物抛掷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由此可见，此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是“多次”，行为人多次抛掷物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2021年3月13日林某某与他人发生争执，为泄愤，在明知一楼有汽车展台和行人的情况下，突然将黑色铁质广告牌举起从商场四楼扔下，广告牌扔下去的位置是某商场一号门入口位置，人流量较大，林某某的行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法院判处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由此可见，此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结合这两个案例与前文表1与表2所述，法院往往会依靠案件的单一条件来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忽略了“情节严重”的本质特征与性质[5]。目前，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情节严重既包含了客观要素也包含了主观要素，第二种观点，情节严重只包含主观要素（根据刑法的二阶层理论得出）。由此可见，目前对客观要素是否要归入情节严重还存在争论，也缺少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指引。如果采取观点一，那么根据表1和表2法院的判决还需要考虑到客观因素，不能片面地根据主观要素得出结论。

同样向楼下抛掷具有危险性的物品，因为没有查清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认定为相应的情节严重。

法院的判决有时仅仅客观陈述了行为发生在几楼，造成何种结果，就得出“情节严重”的结论，不能很好的结合高空抛物的各方面综合分析，有的甚至仅用一句话作为案件陈词，比如在某刑事一审案件中：“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从建筑物楼上向楼下抛掷酒瓶，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应予惩处。”法院并未综合考虑即做出判决，综上所述，情节严重应结合客观行为、主观恶性、抛掷物品高度、危害后果等因素加以认定，不能单一的只依据一个方面。

（三）高空抛物罪适用频繁

根据图1 所示，在2019年开始呈现上升状态，甚至分别在2020年、2021年呈现井喷式增长。因为当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刚出台不久，而且高空抛物罪侵害法益只是社会公共秩序，并不是社会公共安全，认定条件更为简便，使得司法人员对于其新罪名热情十分高涨，但是实践中的变化是十分复杂的，法院在认定事实与法律时，并未根据抛掷的实际情况进行认定（包括抛掷物品属性、大小，当时的抛掷环境，同时包含主观因素，如行为人的年龄、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等）[6]。司法人员并未综合认定，导致高空抛物罪成为代替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安全事故罪的代替品。

三、高空抛物罪的认定完善建议

（一）细化高空抛物罪相关解释

对于“高空”一词的理解。如今还没有定论，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对高空有不一样的规定，在1990年中国民用航空飞行规则规定6000米以上为高空[7]；又如《刑法》中的高空作业和《高处作业分级》认为坠落高度基准面２米以上（含２米）都为高空。第一种飞行器的高空当然不能采用，第二种是高空作业的高度，应当注意的是它的用词是 “坠落”，而高空抛物是带有动作的行为。

高空抛物行为既然多发生在城市高楼，所以对于这个高度的认定应当结合具体实际楼层的高度。同时不能简单认为高空就是在高处，到达高处再下落也包含其中。因此本人认为对于高空的统一认定应当达成共识，最少不能低于高空坠物的2米。

（二）明确情节的认定标准

刑法中常用“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数量较大”等词，给予了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也给出了最低的入罪标准。本罪中“情节严重”应该如何认定，应当首先明白本罪入刑的初衷，是为了规制一些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及公共安全的[8]，但是造成了依靠民事规范不能起到教育惩戒作用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犯罪行为，因此这个标准应该宽严适中。既然高空抛物行为被认定为一般的违法行为，我们就不能轻易扩大此罪入罪的范围，所以对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予以多元化设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保证既能罚当其罪，又不会司法过度。

建议采用民法中的动态系统论，应当综合考虑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的高度、抛掷物的种类、次数以及地面环境即场所，结合行为人主观态度、主观目的等要素综合考量，如若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尽快联合其他专业专家比如建筑学家、物理学家等，出台相关法规或者解释，给予各地法院法官大致的裁量范围。

（三）严格高空抛物罪的入刑条件

高空抛物行为频发，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原有的民事侵权责任机制不能有效地防止预防和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而又缺乏刑事立法，高空抛物罪入刑是契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时代期待。

但由于高空抛物罪的犯罪客体的变化，从“社会公共安全”到“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入罪范围过大，使得司法人员对于其新罪名热情十分高涨，导致案件审理容易一刀切，从而容易出现新的“口袋罪”，如以往的“重大事故责任安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入罪口径过小，容易被法官轻易的定义为高空抛物罪，需要严格“高空抛物罪”的罪数形态，正确分析侵犯的法益是否为“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准确适用“高空抛物罪”，让高空抛物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切实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六、结语

本罪虽然立法有一段时间，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罪名适用频繁、法条缺乏解释等，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学者们仍在探索前进，这些问题需要在立法中继续改进。

高空抛物行为的正式独立成罪，有利于解决当前“悬在高空上的痛”，能很好的呼应社会的关注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实际的需求，能让我们的治理制度和管理更好地得以体现，能很好地彰显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我国依法长效治理高空抛物意义重大，但是亟需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保障与促进。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 （2021）京0105刑初3106号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４４条之一，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中规定了“高空、井下作业”

③国家标准GB/T 3608-93《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坠落高度基准面２米以上（含２米）都为高空

参考文献：

[1] 古瑞华,黄思谦.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探析——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96份文书的考察[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1(5): 27-33.

[2] 赵修迎.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研究[D].河南学,2023.

[3] 马安平.高空抛物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23.

[4] 张明楷.高空抛物案的刑法学分析[J].法学评论,2020,38(03):12-26．

[5] 曾妮.《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司法适用之我见[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32(03):59-64.

[6] 张蔚伟,高立萍.“高空抛物”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反思[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4):71-76.

[7] 曹艳梅. 高空抛物行为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研究[C]//上海市法学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3年第7卷——上海市检察院文集.[出版者不详],2023:5.

[8] 潘书丹.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D].甘肃政法大学,2022.

作者简介：蒋小雨（1998-），男，汉，江西九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