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机交互”走向“人机共生”： 人类与机器融合的新闻未来

曾经，伴随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技术与人始终保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人类经历了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沉浸于高效便捷的网络社会的同时，也因信息泛滥、谣言遍布、价值崩塌、道德沦陷而无所适从，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成为技术诞生之初的普遍隐忧。而今日，信息技术更新迭代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重塑或撼动人类社会的每一根支柱，对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强大影响，人与机器的关系不仅愈加紧密，而且在新闻、算法、社交等诸多领域机器的能力都正在逼近甚至超越人类。

雷·库兹韦尔曾提出“技术奇点”概念，他预测随着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人类将迎来一个“奇点”——“技术进步将加速到一种无法预测的程度，之后人类社会将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但技术奇点也会“引发深刻的伦理问题，包括如何管理和控制超智能机器”[]，这使得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亟待被重新审视：“人与机器的关系是近乎单向的创造与被创造、主宰与被主宰吗？人类是否能始终将机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失控的机器会不会如马斯克、泰格马克等人预言的那样，将对人类形成存在性威胁，甚至将人类推向灭亡？”[]

一、“人机交互”概念追溯

人机交互，或称为HRI（Human–robot interaction）/HCI（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新兴且正在发展的领域，但人类与机器人互动的概念与机器人本身的概念一样久远。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最早接触的便是“人机交互”，即通过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以实现人与计算机的对话、沟通与交流[]，尽管此术语最早是由斯图尔特·卡德于1980年正式提出，但实际上，艾萨克·阿西莫夫在20世纪40年代就创造出了“机器人学”这个术语，并围绕人类与机器人关系提出一系列疑问：“人们会多大程度上信任机器人？”“人可以与机器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当我们身边有机器做着类似人类的事情时，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的看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由此不难看出，人机交互是一个涵盖认知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的交叉理论，既关注人类的感知和决策过程，也致力于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社会行为和互动模式[]，比如常见的“社会认知模型”强调人类如何将社会认知过程应用于机器人，“行为模型”则关注机器人的行为如何影响人类的反应和互动效果[]。学界对“人机交互”概念的定义各不相同，HCI侧重于体现人类与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交互，关注用户如何与计算机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的互动，如施耐德曼（Ben Shneiderman）定义HCI为“用户与计算机系统之间的交互过程，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设计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Jenny Preece等描述HCI为“对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的领域，包括设计、评估和实施计算机系统，以增强用户体验”[]；我国学者也用此概念“研究人、计算机以及它们间相互影响的技术”[]；而HRI则强调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交互，研究如何设计和优化机器人以便与人类进行有效协作，涉及机器人如何理解、响应和适应人类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的诞生，使得人机交互从专业领域逐步转向通用领域，以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大众化的交互应用，并提出了“增强人类智能”理念，主张通过计算机技术提高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沟通效率，并开发了包括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在线协作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具，为通用性人机交互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被纳入“人机交互”研究，诸如心智模型、工作记忆、注意力和知觉等在内的概念大大拓宽了人机交互理论，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用户在交互过程中的知觉、记忆、思维和学习，并推动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人机交互效能研究转向情感、认知驱动的交互体验研究，关注人机情感和交互行动的耦合。21世纪以来，智能互联网和AIGC的应用让人机交互场景进一步泛化，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被纳入研究范畴，“人机交互”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延伸至社会伦理、具身与化身、人机传播、社交机器人等方向，许多看似虚幻无解的问题已成现实，并成为HRI领域的核心研究问题。国外，不少学者关注机器人尤其是社交机器人（Social Robots）的实际应用、互动传播和社会影响。例如，Christoph Bartneck等通过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Roomba、编程“教师”NAO&Pepper[]等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在家庭服务、教育医疗、紧急救援等不同领域中与人类的互动实践；同样，在《Human-Centric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期刊中，J. Doe et al.介绍了医疗领域中的智能手术助手人机共生系统[]；A. Johnson描述了如何利用协作机器人来完成危险或重复性任务[]；B. Zhang讨论了智能家居如何根据用户的生活习惯实现自动调节，展示了人机共生对日常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当人们逐步接受“并不真正关心我们的东西同样可以抚慰我们”的事实，并习惯于依靠技术和设备来获得“逃离现实世界”“虚拟与现实双重体验”“多任务处理”的自我新状态[]，接纳“人机交互”这种新关系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然而，有关“人机交互”的研究多停留在自动化新闻生成、社交机器人、智能数据计算、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浅层应用领域，重在关注如何优化人机界面的互动，而忽视了人与机器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区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算法偏见和伦理道德、用户需求与技术升级等深层问题，仍是智能技术发展初期人类与机器单向性的初级协作样态。

二、“人机共生”研究脉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突破，对于人类对机器及算法的信任度[]、人机共生背后的伦理观[]等的探讨成为人机关系研究的新亮点，引领着网络传播领域的新方向。相对于“人机交互”，“人机共生”更加强调人类与机器的合作和互补关系，其目的是实现更高效的共同工作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和机器各自发挥优势、“各司其职”，形成一种协同的共生关系[]。彭兰教授曾提到，未来媒体的三大特征将是“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利克莱德借用生物学中共生的理论，将其延展至人机关系中，最早提出了“人机共生”（Human-machine Symbiosis）的概念，将计算机视为人类的合作者，用来指涉人与计算机共同做出决策或控制复杂情况的一种互利模式[]，随后有学者进一步将“人机共生”分为工具性的偏利共生、竞争型的偏害共生和伙伴型的互利共生[]。人的“数据化”与机器的“人化”是人机共生进展的突出表现，一方面，为了满足人类的无尽需求，技术愈加“人化”“类脑”化；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被不断“数据化”，智能技术又要规避人类过于丰富详尽的数据，要为了符合社会规则剔除部分“类脑”的特征，比如“记忆”，这不仅是“人机共生”的标志性特点，实际上也是数据带来的新型隐性问题人机关系伦理的全新挑战[]。因此，当具有自主性和敏感性的人工智能“类人”进入到人类社会、当出现“人机共生”的新社会关系时，人类就需要转变看待自然界和技术的视角，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成为具有道德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的“类人”，并探索新的合作决策方式[]。

国外关于“人机共生”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多集中于科学领域，如约瑟夫·利克莱德（J·C·R·Licklider）所著的《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著作《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等，都为“人机共生”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按照 S. H. S. P. Smith的定义，“人机共生”是指“人类与机器系统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互动可以在操作、决策和学习中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共生系统的核心是通过实时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机制，使得机器能够理解并适应人类的需求，从而增强双方的功能性[]。Neff和Nagy借用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提出了人和技术的共生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影响技术产品的使用，同时技术中介也影响人的经验、感知和行为”[]，换言之，在人与算法等技术的协作与共生关系中，我们也将会对自身产生全新的认知。技术深化进程催生计算机能力的进化，众多科学工程的目标是精确理解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并为人类提供了解自身的平台，它们扩展了人类的认知基础，而人类又利用这些信息创造更加智能的机器、通过新的技术来广泛传播人类智能的力量[]。技术和机器的不断成长，也是人类自身不断成长的见证。今天，技术依然是人类索取自然的基本工具，但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新的状态，即“伴随着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和敏感性的交互作用进行”[]。

在国内，作为“人机共生”最早形态的“人机智能结合”概念，由陈杏圆和王焜洁提出，用以强调人与机器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后续该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延伸出人机协同、人机协同系统等概念。中国学者或将“人机协同”简单地视为人与智能机器的交互协作[]，认为“人机协同”是智媒体的核心逻辑，意在使机器帮助人类更好地完成工作、优化工作模式与提高工作效率[]；或挖掘“人机协同”这一平衡化模式下，人的智慧动能与机器的技术逻辑有效结合实现的功能互补与价值互补，认为“人机协同”是未来媒体智能化发展的主流路向[]；从更加微观的层面来看，也有学者详细分析了“人机协同”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前沿应用，如蒋雪颖等从主体协同、文本协同、流程协同三方面总结了生成式AI新闻的进化协同模式[]；郭琪也表示，人与机器的互补合作仍是新闻生产的主流，探索“人机协同”写作优化模式是当下传媒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巩晗则具体分析了人民日报新媒体5G+AI“智能创作机器人”在全国两会报道中的“人机协同”新闻生产实践[]；侯月等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背景，为电视新闻主播积极建构“人机协同”工作新思维、实现人机协同共赢提出建议[]。

在人机关系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技术如何与人建构交互”始终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其中固然涉及工具观的转变。从技术的起源来看，斯蒂格勒认为，人生下来是有缺陷的，在生存压力面前人类不得不依靠外部工具去化解危机[]；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人类学家把人类定义为“使用工具的生物”，将工具定义为“身体之外的物体”或“一件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拿起和放下的物体”；20世纪早期，以肯尼斯·奥克雷为代表的学者将焦点转移到人类制造工具上，认为“对工具的应用能力是人类的主要生物学特征，从功能上讲它是人类前肢可拆卸的延伸”[]。梳理人机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向安玲等人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附属关系（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计算机作为一种附属于人类的辅助工具存在，完全依赖人类的操作和维护；第二，对立关系（20世纪中期—20世纪后期）：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发展，部分人对计算机的普及及其后果表示担忧，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关系；第三，等同关系（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互联网的发展使计算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诸多领域成为人类的延伸和代表；第四，共生关系（21世纪初至今）：通用智能背景下人机关系进入了共生新纪元。四类人机关系在历史时间线上彼此共存且主辅并融，共同奠定了“人机协同”向纵深发展的基础[]。

如今，我们已经迈向web3.0的萌芽阶段时代，5G技术革新促进了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现实社会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中的人机传播模式、传播机制、传播效应带来新挑战，深刻改写着人的社会性连接、互动认知与决策行为。媒介技术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破生活中的种种边界和隔膜，跨越时空局限串联起当下与未来、现实与虚拟，现实世界和赛博空间深度交互的“第三空间”正在形成，未来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从二元系统走向“现实+技术+人工”“人—机—物”一体化、“社会—物理—信息”三元融合的复杂系统[]，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世界的互联将上升为“生理+心理”的互联互通，生物学与技术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人类将通过直接的技术整合提升自身能力、通过脑机接口和增强现实技术来扩展他们的认知能力[]，人机传播关系将逐步从“二元对立主体”转向“复合型共同主体”[]。

三、“人机共生”与新闻生产

从宏观上看，“人机共生”可以指代网络传播社会中人与技术或机器的所有互动关系，从微观上看，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已从过去的此起彼伏逐渐变成了当下的相互促进，“人机共生”深度融合也已经适用于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以新闻生产领域为例，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改变着新闻生产关系，算法、人工智能、媒介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记者和编辑的“把关人”地位；新闻概念变得泛化，新闻平台成为信息集散地并推动新闻转向数据化、资讯化、档案化；同时，技术的变迁正在改变着作为物质客体的新闻机构、生产关系，以及参与新闻生产的主体——人，新技术驱动着人机交互与融合，一场深度的信息传播方式变革重塑着全新的、多主体的新闻合作生产关系。[]随着智媒时代进程加快，传统的新闻传媒内容生产机制正逐渐被打破，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持续赋能机器参与内容生产并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因此“人—机”关系的主流观念也从以友好、敌对为特征的范式转向更为当代的协同范式[]。

在新闻写作的技术与实践中，自然语言生成（NLG）、数据驱动、机器学习、AI模型等技术被广泛应用到自动化新闻内容生成、实时报道、校对编辑、个性化推荐、舆情分析和趋势预测等流程中，一方面在数据输入、信息筛选等重复性任务中帮助新闻工作者提高生产力[]，减少对人工编辑和写作的需求；另一方面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数据分析、编程、AI系统操作的技能转型挑战，催生新的职位和技能要求，同时还延伸出新闻不准确性和误导性、内容偏见与不公正性、不透明性、隐私侵犯[]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尽管截至目前，作为新闻主体的人仍旧维持着其主导地位，也延续着旧有的新闻生产模式，但“人机协同”愈加呈现出常态化趋势。随着信息智能技术对传媒行业的不断渗透，智能化将成为各级媒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与必然方向，人机协同机制有望渗透到信息采集、平台审核、作品创作、内容分发等各环节之中，在客观呈现事物、高效实现信息加工、促进知识生产和精准指导生产决策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在“人机协同”走向“人机共生”的进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GAI）也已经进入学界研究者和传媒行业工作者们的视野，重构着当下媒介生态，为主体、内容、传播、受众、反馈等带来全方位变革，倒逼“人机关系”的观念进一步从敌对论转向协同论[]。ChatGPT、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问世以来，其在提升工作流程效率、文本创建、审核更正、精准搜索、数据搜集、舆论监测等方面展现的巨大潜力不容小觑，学者Diakopoulos将GAI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主要功能总结为针对文本的处理与生成、针对可视化信息的编辑与处理、针对以算法为基础的工作流程的优化三大类[]，对其应用价值表示高度认可。也有不少国内学者相信，“强智能、多感官、高隐匿”将成为人机共生技术的发展趋势[]，智能数字人、人形机器人等不仅将呈现出与人类形体与心智高度一致的状态，还能依靠多感官交互通道突破人机交往障碍、建立交互反馈能力，迈向“情智共融”的新高度。换言之，未来新闻业也将从“人机协同”迈向“人机互信”，形成更加强健、稳固的人与机器的关系[]。

然而，不管是在新闻传播领域还是其他行业，社会都尚未真正实现“弱人工智能时代”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跃进，虽然机器展现出一定的“拟主体性”，但它们仍然只是人类的辅助者和延伸者，并不能脱离人独立存在，就像爱德华强调的，计算机和软件不具备意识和“自我感”，它们是否能够承担责任也就无从谈起[]。克里斯托夫·巴特尼克等对此也提出过担忧，“当机器人不仅仅是工具，而是队友、合作者、伴侣、向导、导师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互动伙伴时，作为人机交互（HRI）的一部分，它们的研究和设计引发了关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许多不同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现在也涉及未来”[]。根据Morning Consult的调查，70%的美国成年人担心AIGC传播错误信息，68%的美国成年人担心使用AI搜索引擎获得的结果中包含错误信息，63%的美国成年人对AI搜索结果的准确性、AIGC内容中的偏见和歧视表示担忧[]。这同样也在警示我们，本质上，机器的价值判断根源于人的价值判断，只有构筑技术信任、人机信任和制度信任三维协同机制，加强对GAI新闻业多元主体参与的规制，处理好人文精神与机器效率的平衡，才是“人机协同”的有效出路[]。2023年9月6日，全球出版和新闻组织（Global Publishing and Journalism Organizations）联合代表全球数千名创意专业人士的26个组织在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原则》（Global Principl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知识产权、透明度、问责制、质量和完整性、公平性、安全性、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方面做出重要规定，以实际行动诠释了AIGC时代“人机共生”规制的必要性[]。当人类将自身投射或依附到机器身上，人类和机器人之间不对称的情感关系会削弱表达的真实性；机器人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融入的刻板印象和自我理解会干扰对新闻的客观性判断并在潜意识中改变人们的认知、激活人们对机器人感知中的有害偏见[]，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主体性淡化的隐忧。

四、结语：人类与机器融合的未来

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则将媒体（工具）比喻为一种能够重新建构人类甚至改变人类本质的技术“假肢”，认为电子媒介带来的重新建构可以改变人的本质：“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还要求其他的器官和其他的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实际上，“人机协同”或“人机共生”的目标和本质，便是谋求这种“新的平衡”。唐·伊德也将人与技术概括为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背景关系四种，强调了人与技术的整体性和融合性[]，从伦理层面看，人是智能的总开关和统摄者，“人机协同”是对人与技术之间和谐统一和平衡状态的表述，旨在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达到遵循人类道德规范的标准，合理、规范地利用技术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宏观性、总体性目标[]。互联网生态正从“人”渐变为“人+机器”的共生样态，这背后还大量存在着亟待打开的“黑箱”，在机器必将作为一个新物种长期存在的未来，我们需要直面主体性问题，重新审视人机共生的网络生态[]。摩尔将人工道德智能体划分为四类，由浅入深依次是伦理效果智能体、隐含式伦理智能体、显现式伦理智能体和完备伦理智能体[]，也就是说，只有将道德与伦理观念嵌入到人工智能体中，保证机器与技术的伦理敏感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才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达到“人机共生”的终极样态。

总而言之，在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甚至成为“背景”的时代，我们必须思考：人类如何看待自身的主体性？人与技术未来的关系归宿和命运又是如何？在《The Age of Em: Work, Love, and Life when Robots Rule the Earth》一书中，Robin Hanson描绘了一个充满科技奇迹的未来社会，其中人类意识被上传到计算机系统中，形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书中，他将“Em”定义为“一种通过脑上传技术创建的数字复制体，它们具有与原始人类相似的意识和行为模式”[]。机器与科技的迅猛发展不断重塑着我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挑战着我们对人类存在、工作形态、亲密关系、社交情感、权利地位、社会结构的基本假设[]。未来，人类将真正进入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到的“流动社会”，技术将成为与人类并行的行动主体，它们可能以“智人”或者完全“数字化人”的方式存在，重塑着社会和文化环境，呈现出与人类的双向互动支持[]。正如保罗莱文森所提到的：“技术的建构作用与人的建构作用并存”[]。人类与机器的彼此之间的影响已经从基因延伸到模因、从科技拓展至文化，彼此深度融合的共生关系正在日益形成，将数字机器视作一种与人类共享生态系统或协同进化的生命体，是一种极为有益的思维方式。也许人类应该担心的并非被数字机器奴役或毁灭，而更应该是在未来的共生进化过程中诞生的一代代新人类[]。尽管当下有关“人机共生”命运走向的问题始终面临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极端争论，学界对“人机友好论”“人机敌对论”“人机协同论”等观点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技术如空气般弥漫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已经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当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不断深入，社会文化将被重构，文明形态也将被重塑，物理与思维层面的人机“零距离”将成为既定事实。彼时，人机交互将在技术层面达成虚实共融、社会层面实现价值共创、传播层面步向人机共生[]。

[] Robin Hanson.The Age of Em: Work, Love, and Life when Robots Rule the Earth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5.

[] Robin Hanson.The Age of Em: Work, Love, and Life when Robots Rule the Earth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45;82;117;198.

[] 赵双阁,魏媛媛.作为“人”的算法：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技术哲学省思[J].传媒观察,2023,(05):48-56.

[] 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86.

[] 爱德华·阿什福德·李.协同进化:人类与机器融合的未来[M].李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 向安玲,许可.人机何以交互：理论溯源、范式演变与前景趋势[J].全球传媒学刊,2023,10(05):88-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