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日海军教育发展与比较

摘  要   十九世纪中期，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中日两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创办近代海军和海军教育。在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和海军教育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异同。甲午一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与中日近代海军教育的差异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   甲午海战  近代海军  海军教育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不断深入，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海军作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急先锋，在这一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掀起了一场装备技术的革新，向近代海军转变。此时，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和日本，在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后，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痛感各自国家的软弱、海防的空虚，开始大治海军，培养新式海军人才。中日两国的近代海军教育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幕末至甲午战前日本海军教育的发展

日本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始于幕府统治末期，在明治维新时期获得了极大发展。

（一）幕末时期

1853年佩里叩关，此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日本统治者在震惊之余也见识了西方的强大与先进。曾经强盛的大清王朝在列强的打击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面对严峻的海防形势，为避免同中国一样的命运，幕府开始寻求向西方学习，进行建设新式海军的尝试，培养新式海军人才。1855年，在长崎设立了海军传习所。1857年，在筑地设立了军舰操练所。这些海军学校聘请荷、英等国海军军官为教习，所开课程包括航海、造船、轮机、枪炮、测量、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这些海军学校为幕府海军培养了第一批新式海军人才，如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毕业于长崎海军传习所，后进入明治政府并大受重用。

幕府也曾向荷兰派遣留学生，1862年到1867年，幕府派遣15名传习所毕业生赴荷兰留学，学习造船、国际法、军事知识和技术等，这其中就有榎本武扬。

幕末时期幕府对于建设近代新式海军、创办海军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为后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海军和海军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明治政府时期

戊辰战争后，明治政府掌权。1868年开始了“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为“耀皇威于海外”、“布国威于四方”、“拓万里波涛”，明治政府开始大力建设海军。

明治政府十分重视海军教育，将海军人才的培养视为海军建设的关键。1869年，恢复了原来幕府在筑地开办的军舰操练所，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海军操练所，次年开始招生并改名海军兵学寮。1873年英国海军军官道格拉斯应日本聘请率领一个教官团到海军兵学寮任教。“教官团帮助日本重新制定了海军学校的规章制度，这才使全部教育走上轨道。”[1](p22)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 1888年学校由筑地迁往广岛县的江田岛，因此该校又称江田岛海军兵学校。该校对学员的选拔、管理和训练十分严格。在当时考入大学的人寥寥无几，但想考入海军兵学校甚至比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还难。学校对学员的管理和训练更以严苛著称。学校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允许打骂体罚。为培养学员的海军精神和坚强意志，在正常军事课程之外，还进行诸如剑术、柔道、相扑等体育活动和严酷的体能训练。该学校开设的专业包括海军战斗兵科（培养初级海军指挥官）、轮机科等，完全效仿英国海军的教育训练模式。学员在校期间需要学习西方近代海军知识、战略战术和外交礼仪。毕业生则要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分配至练习舰队上舰实习，在完成远航训练后才能被授衔。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量海军人才，“日本近代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均出自该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也与英国不列颠尼亚皇家海军学院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并称世界三大海军院校；此外，日本还设立了各级各类海军学校，如海军大学、海军轮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通信学校、海军军医学校等以培养各级各类海军人才。

明治政府在创办海军学校的同时，为直接掌握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也向外国派遣留学生。1870年明治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到英国，在英舰上实习，并于同年创立了海军留学制度，之后派遣留学生的批次不断增加。由于日本效仿英国海军进行建设，所以留学生主要派往英国。“到1907年日本海军留学生的总数为150人，军舰实习生21人。”[2](p15)这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先进的造船、航海、战略战术以及国际外交律例等，学成归来后投身海军，极大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二、清末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开展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近代海军教育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

海军自产生以来就是技术密集型军种，人才培养是海军建设的关键之一，正如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言：“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自出。” [3](p395) 因此，清政府开始创办海军学堂。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成立天津水师学堂，1889年成立天津海军医学堂，1890年丁汝昌创办山东威海水师学堂、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等。在这些新式海军学堂中，以开设驾驶、轮机两科的学堂为多，此外还有鱼雷、造船、测绘、西医等专业，聘请外籍教官任教。以最早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例，初名“求是堂艺局”，分为前、后两部，前学堂聘请法国教习，教授轮船建造，学习法文；后学堂聘请英国教习教授驾驶科、管轮科，学习英文。“课程分为三大类：一为自然学科，计有算数、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学等类的科目，乃是学习驾驶与管轮的基本学科。二为人文学科，计有英文、音乐。前者旨在加强阅读能力；后者旨在精神陶冶。可见，新式海军学堂所教授的课程与传统的科举完全不同，主要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此外，沈葆桢在学堂章程内还特别规定学生要在课外研读圣谕、孝经，学习策论，借期皆能明白义理，陶冶人品，立志军旅，忠于君上。”[4](p171)这些学堂管理极严，以天津水师学堂为例，每月只放假一次，除重病或家中丧事可以请假外其他时间一律不得离校。考试则分月考和季考，按照考试成绩厘定等级并进行奖惩。

除创办新式海军学堂外，为学习更先进的造船与操舰技术，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赴欧美等国留学。在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倡议下，1876年清政府挑选福州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三十二人出国留学，其中就包括日后成为北洋水师骨干军官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严宗光（严复）等人，他们均以优良成绩毕业，受到英人好评。第一批留学生于1880年学成回国，成为当时造船、操舰之新秀。

通过创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培养了一批造船、驾驶、枪炮、鱼雷等新式海军人才，为近代海军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中日近代海军教育的异同

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有着相近的遭遇，都欲通过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在两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异同。

(一)同

中日两国在创建新式海军时都认识到了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对于海军人才的培养主要在两个方面：国内教育和外国留学；都成立了新式海军学校，聘请外教，教授西方科学与海军技术；都派遣留学生赴英、法、美等国留学深造。在甲午海战中，双方舰队中的很多舰长都是留学时的同学，如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就同时留学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通过发展近代海军教育两国都培养出一大批海军人才，成为了两国海军中的骨干。

(二)异

时间上，日本近代海军教育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佩里叩关后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则始于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日本稍早于中国；目的上，清末发展近代海军教育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为巩固海防，满足创建新式海军对人才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其目的用于“防”；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并以此为动力发展海军，其近代海军教育也是为了满足这一侵略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日本海军建立了分级培训的体制,而清末中国海军未建立。”[5](p118)前面所提到的海军学校大多是培养各类初级军官的学校，但日本于1888年成立了海军大学，专门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人才，建立了层次明确的海军军官分级培训制度；而清朝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有海军军官实际上均由初级学校培养，即使出国留学也是在具体技术上的深造，而没有接受更高级的军事指挥教育，这使得清朝海军缺乏合格的高级指挥人才。

日本海军学校重视学员精神意志的养成，而清朝海军学校则忽视了这一方面的教育。在日本海军学校教育中，大力向学员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将他们培养成尊皇、勇武、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同时管理严格、训练严酷，建立军事远航制度，使他们真正面对海上的艰险，以此强化学员的军人意识，养成坚毅性格；在日本文化中，神格化的天皇“万世一系”，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全体臣民的宗教领袖和名义上的政治领袖。在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保留了天皇并在帝国宪法中确立了天皇的崇高地位，使天皇成为了日本民族和国家的象征，1890年10月日本颁布《教育敕语》，明确将忠于天皇做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也被明治维新之后崛起的日本全面继承并不断强化，使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就是效忠国家、为民族而战的思想深深根植于每个日本军人及普通民众的灵魂之中，从而塑造了旧日本军队坚韧而残暴的特性。

反观清朝，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家族观念根深蒂固，还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至上的自觉意识。近代国家主权民族意识的缺乏反映在海军教育上就是海军学堂重视学员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学员海军精神、军人意志的养成。在军事课程外，还以传统的儒学教育学员，使其思想趋于保守，这是不利于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的。北洋水师在成军初期尚能保证严明军纪、勤于训练，但后来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这是水师官兵军人意志薄弱的表现之一。在海战中，虽不乏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但也出现了方伯谦、吴敬荣等临阵脱逃的现象，这反映出部分海军官兵畏敌怯战，缺乏血战到底、与舰同沉、以身许国的精神和决心。

英国就非常重视传统教育，目的也是培养学员的海军精神。“英国海军把各个训练机构都取一个在历史上有名的军舰名字，院校当然也不例外。这表示不忘海上生活和所谓的历史功绩和悠久传统。各院校从大门开始,处处体现舰艇或海洋特点，如布列塔尼亚皇家海军院主楼设计成为与舰艇相仿，有的平台被命名为后甲板,有的房间被称为某某舱室。”[14](p62)有些学校用武器来装饰门面，用英国历史名人来命名房间或建筑，这都是为了激励学员，使其在英国海军的优良传统中养成军人意识和海军精神，英国海军官兵也的确具有“见敌必战、与舰同沉”的顽强战斗意志和理念。

日本海军学校重视海军理论和战略战术的研习，而清朝海军学堂则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外国留学也没有研习西方先进的海军理论和战法。日本海军就很快吸收了美国的海权理论并用于对清朝和俄国的战争，在海战中采用了机动战术和改进了的战列线战术从而取得了海战的胜利，这都是日本重视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战法的成果；而清朝的海军学堂由于缺少对海军理论和战术的研究，管带们又缺乏指挥和战法的专门教育，再加上平时不勤于训练，导致在海战中采用死板战术且变阵失败，海战一开始定远舰舰桥中弹，水师提督丁汝昌受伤无法指挥战斗，舰队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

日本海军教育是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下开展的，海军院校的招生、培养、毕业生的分配均由政府统一规划；而清朝开办的海军学堂则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近代中国海军学校都是地方督抚直辖的地方教育机构，多少都具有集团性和地方性，不是全国统一的教学机构。”[6](p114)这些海军学校的控制权都掌握在所在地的督抚手中，毕业生也多留用地方，各学堂间很少交流，甚至相互排斥，这不利于海军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功效的最大化，造成了院校设置不合理、人才使用不当和浪费。  

日本海军教育中的分级培训体制、注重海军精神的养成、远航制度等与英国海军的院校分级培训、重视学员养成教育和传统教育、重视舰上实习等方面相似。日本这一全面、完善的海军教育体制，是其后来取得战争胜利重要原因；而清末近代海军教育体制的不足与缺陷则导致了高素质海军人才的匮乏，这是甲午海战清朝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总述

1894年，日本对其“侵略征服的首要目标”[7](p74) ——中国开战，清朝惨败。甲午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取消了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的编制，所有海军人员予以遣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及海军教育发展中的一大败笔。在近代史上有着相近遭遇的中国和日本发展近代海军教育的时间相近，方法和历程也较为相似，但由于两国国情和对这一问题认识程度的不同则造成了两国海军最后结局截然相反、同途殊归的历史现象。甲午战前中日海军教育的发展为两国海军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深刻影响了甲午海战的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因此，深入分析中日近代海军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对于把握近代海军的发展趋势以及指导今天我国海军及海军教育的建设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明辉.日本海军近代化刍议——幕末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近代化历程[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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